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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控制还是学术自由,八五新潮

2019-05-21 01:02 来源:未知

进入专题: 知识分子  

进入专题: 思想控制   学术自由   反精神污染  

近年来,关于“八五新潮”的论文、展览与讲座逐渐多了起来,原因在于:其不仅是中国当代艺术发展过程中的重要阶段,而且是我们无法绕过去的话题。所以我特就这一问题谈谈我的看法。需要说明一下,此文是根据我正在撰写的《中国当代艺术史:1978-2008》书稿改写而成。本来,按照一个现象常常会出自多个原因的道理,我要谈及更多的话题,但因文字有限,就没法在本文中谈到此书中曾经涉及过的文革美术、后文革美术与思想解放运动,仅将它们作为背景来处理。另外,也去掉了对相关作品与个人进行介绍的文字,敬请读者理解。

陈行之 (进入专栏)  

张曙光(天则) (进入专栏)  

一、短暂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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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10月11日至12日,中共中央十二届二中全会隆重召开。邓小平在会上发表了题为《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的迫切任务》的讲话,内容涉及到了全面整党和“清除精神污染”的问题。这显然与他一向希望有一个稳定的政治秩序,进而一心一意抓好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有关。正因如此,在听到党内有人反映社会上出现了以上两方面问题后,他感到问题很严重,有必要加以整治,于是就有了这一次全会的主题。关于后者,他明确指出,理论文艺界“存在相当严重的混乱,特别是存在精神污染的现象”;他还说,“精神污染的实质是散布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思想,散布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和对于共产党领导的不信任情绪。”[1]虽然大会的决议与邓小平的讲话,都没有说要在全国范围内搞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但在一些人的实际操作中,“清除精神污染”在发展态势就好像要搞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一样。事实证明,少数人并没有彻底肃清极左思想的流毒,因为太习惯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政治标准,他们对新出现的许多现象都看不惯,不仅常常将一些学术问题当成了两条路线的斗争,还习惯于按过去搞阶级斗争与大批判的方式对待学者、艺术家与学术上的问题,并且不能以平等的方式与人进行认真的商榷或讨论,结果引起了社会上的混乱与不安。在此过程中,从中央到地方有一大批书刊、文章与文艺作品都被点名或遭至上纲上线的批判——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有前中宣部长周扬的论文《关于马克思主义与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著名作家白桦的剧本《苦恋》与“星星美展”等等。前者尽管是周扬于1983年3月8日在 “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学术报告会”上宣读的,但参与起草的有王元化等人。报告提出了三个很新鲜的看法,令学术界与文艺界的许多人眼前一亮:其一是,关于认识论,他认为只提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是不够的,其间还有个知性认识;其二是,要承认社会主义还存在异化;其三是,要重视人道主义,承认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由于这一报告不仅涉及了理论上的禁区,而且很系统深入,故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与广泛的讨论。不过,也遭到了少数人的严厉批判,其调子之高,下笔之狠,与文痞姚文元当年批“三家村”并无二致。他们并没有认真研读马克思在晚年的相关论述,却偏激地认为所谓“异化”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据王元化后来讲,正是这一报告引发了“清除精神污染”运动。[2]而剧本《苦恋》本来是白桦为著名画家黄永玉所写的记录片,因导演夏衍的建议才改写成了一部艺术电影,其描写了一个知识分子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坎坷遭遇,十分感人。剧本于1979年完成,发表在同年9月出版的《十月》杂志上。不过,剧本中的所谓“苦恋”并不是指爱人,而是指爱国。后长春电影制片厂据此拍摄了电影,遂于1980年底完成摄制。在送审样片的时候,因有人觉得《苦恋》有犯忌的嫌疑与麻烦,便改名为《太阳和人》。对于一些人极左的做法,很多学术与艺术界的人士都是极端反感的,他们也给予了有力的反驳。而比这更加糟糕的是,在组织工农兵群众起来批判所谓各类“大毒草”的同时,“清除精神污染”的矛头还公然波及到了各个领域,包括日常生活。据知,一些政府机关的大楼前竟然明确告示:男士大包头,女士披肩发,涂脂抹粉,佩戴首饰者,均不得进入大楼;个别城市的公安局还下令禁止男女共同在公共游泳池内游泳……由于“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引起了国内不少人士外关于中国是否要倒退到闭关锁国、是否要恢复到文革时代的疑虑,更严重干扰了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和改革开放的正常进程。后在中央有关领导——如胡耀邦等人的及时制止下,“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仅仅推行了28天便戛然而止,进而迎来了新中国成立后前所未有的、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空前的宽松时期。这无疑在更大程度上促进了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展开。如果说,此后许多青年艺术家在追求自由创作与创新求索的道路上要走得更远——一些人甚至还有走激端的情况出现。那么,应该说,这一方面是因为不期而至的宽松期为青年艺术家们的探索提供了无限可能性;另一方面,则是对“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扩大化做法的强力反弹。当然,这仅仅是就大政治背景来谈的。其实,真正导致广大青年艺术家直接反弹的导火索应该是“第六届全国美展”的举办,关于这一点,我在下一节再谈。

  

  

注:

  1

   【原编者按】如今,很少有人能说得清楚上个世纪80年代对中国思想界和政治生活影响巨大的“反精神污染”运动,在改革开放已经走过30多年,南巡讲话也过了20多年之后,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张曙光先生重提这段历史,是因为“反精神污染运动一直影响着中国政局和改革开放的发展,而且这种影响到现在都没有消失。”对思想和学术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应该以史为鉴。特别是现在“有关国家和相关人物历史回忆和传记频出,但是还有很多是在歪曲历史”,他希望能够提供他所了解的那一面,“做一部信史”。

[1] 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2 月。

  

   本文为张曙光在7月19日举行的天则双周论坛上的演讲的上半部分,经张曙光先生和天则所授权,FT中文网全文刊发,以飨读者。我们将另文发布下半部分。

[2] 见《王元化:我在不断地进行反思》,载《我与八十年代》马国川著,三联书店,2011年6 月版。

  题目既来自对当下的观察,也基于对未来的一种推测。

  

[1]

  在任何一个社会体制和社会状态中都有一些活得很好的人,这里的“活得很好”除了物质状态以外,更大程度上指的是精神状态,题目中所谓的“死”指的也是这种状态。精神死亡了的人还能够算作知识分子吗?我觉得不应当算了,所以,我又认为这里谈论的不仅仅是知识分子话题,它实际上是关于人的话题,关于人的存在的话题。

   今天的这个题目,是我正在做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史研究中的一章。我想能够写一个比较真实的例子。上次我讲过一次,讲的是1958年的公共食堂和经济所的食堂报告,题目是“一个共产主义乌托邦的兴衰”,是改革以前发生的故事。今天讲的是改革开放以后发生的故事。我的态度是想做一部信史,不管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既不为尊者讳,也不故意踩踏小人物。我主要还是讲故事,讲五个问题,第一,“反精神污染”是怎么提出和怎么推行的;第二,“反精神污染”有一个前哨战,讲围绕着张维迎“为钱正名”的文章发生的事情;第三,第四讲两大事件,第一个是马丁文章事件,第二个是经济所秦柳方小报告事件,最后是一个简单的评论。

  既然这样,我们最好虚拟一个人物,通过他的所言所行来确证我们的观点。我们就将他称之为S。需要说明的是,我把他安放在文学领域,仅仅因为我对这个领域比较熟悉,便于述说,事实上,S应当代表读者身边任何企图在生活中占有位置并放弃知识分子责任的那种人,不管他是教授、学者、科学家、政府雇员还是任何领域任何运用知识生存的人,用哲学话语说,这里表现的是中国当代某种类型的知识分子“在”的显现。尽管这里的“显现”具有文学的微观形式,我仍然希望它具有更为广泛的概括性,我只能求助于读者的想象。

  

  好,开始我们的故事。

   反精神污染:一场学术报告演变成的重大政治事件

  S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其实离现在也就是不到三十年时间——曾经以极具思想锋芒和艺术表现力的中篇小说蜚声文坛,进入“著名作家”之列。那时候我对于S取得的成就很钦佩并不完全由于他的创作,更重要的是他的作品更接近我对于文学功能与目的的理解,所以我曾经断言,这位值得我骄傲的朋友还会在中国文坛占有更为重要的位置。我们经常在一起交谈,我们对自己肩上担负的文学使命以及我们所能够达到的高度,似乎都颇为自信。

  

  但是人不是生活在真空之中,如果我们接受进化论的观点,就会发现人与社会是一种有机的关系,构成“机体”——所谓“机体”的概念,就是既着眼于社会整体的形态,也注重每一个人由于存在而显示出来的个体功能;个体是整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每一个人都给社会整体贡献不可替代的一部分,反过来说,社会又依赖于每一个人的存在而显示它的状态。

   我这里写了一个导论做了概括:“反精神污染提出的直接动因是有关周扬讲话的分歧。一场学术报告演变成一个重大的政治事件,一桩盛大的喜事变成一场悲剧,且一直影响着中国政局和改革开放的发展,不能不令人深思。”

  在一定意义上,正是作为整体的社会形态的和作为个体的人的心灵形态共同制造了“人”和社会,人不过是社会的具象反映。美国早期社会学家、社会心理学奠基人查尔斯·霍顿·库利(Charles Norton Cooley,1864-1929)说:“一个健康发展的个人只能在一个健康发展的群体中产生和存在,反之亦然。”我想指的也是这个意思。

   这就要讲,周扬讲话是怎么回事?

  有了这样的见解,我们就可以认为时代的精神内容、某种社会事件必定会直接或者间接地作用于人的精神世界,使之出现始料未及的改变。

   1983年3月18日是马克思逝世100周年。中央宣传部决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央党校联合举办一场学术报告会,报告人就是周杨(时任中宣部顾问,编者注)。王若水、王元化等帮着周扬起草了报告。3月7日,周扬在大会上作报告,报告的题目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

  那么,我这位作家朋友S遇到了什么事情呢?

   周扬讲了四个问题:一,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学说;二,要重视认识论的问题;三,马克思主义与文化批判;四,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在第四个问题中,周扬讲了人道主义和异化的问题,分歧和争论也集中在这里。

  

   周扬说:“人是我们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目的,也是我们一切工作的目的,生产本身不是目的,阶级斗争,人民民主专政本身也不是目的,马克思主义中人占有重要的地位,马克思主义是关心人,重视人的,是主张解放全人类的。而异化是奴役人的。”他认为,承认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和反对异化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因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也存在着异化现象,他说,“在经济建设中,由于我们没有经验,没有认识社会主义建设这个必然王国,过去干了不少蠢事,到头来是我们自食其果。这就是经济领域的异化。由于民主法制不健全,人民的公仆有时会滥用人民赋予的权力,转过来作人民的主人。这就是政治领域的异化,或者叫权力的异化。至于思想领域的异化,最典型的就是个人崇拜,这和费尔巴哈批判的宗教异化有某种相似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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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争论是怎么发生的?

  

   邓力群(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任中宣部部长,编者注)当时正在医院检查身体,特意从医院赶到会场听报告,听着听着觉得有问题(邓力群《十二个春秋》),“特别是关于异化问题。按周扬的说法,社会主义在发展过程中,会走向自己的反面,政治、经济、思想等方面都会异化,都会走向自己的反面。我觉得,他的这种说法与过去党的一贯说法不一样。我们历来讲,我们的党,我们的革命队伍,由于受到资产阶级和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党员干部中会发生腐化变质现象。异化问题我过去没有接触过。现在周扬讲,社会主义本身要发生异化,社会主义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必然走向自己的反面,政治、经济、思想上都走向自己的反面。这与过去长期的说法不一样。当时,我没有立即断定周扬的说法是错误的,只认为是新说法,有疑问:这种说法对不对?能不能站得住?”。

  S遇到了很多事情,首先,他(那时候他还是城市近郊一个农村小学教员)在改革开放之初发表的一部中篇小说与《假如我是真的》(沙叶新编剧)等作品一道遭到了批判,接着,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又赶上了“清除资产阶级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我仅仅在象征意义上使用这个事件——陈行之注),正是个社会事件使S做了完全不同的选择,导致了人们今天各自不同的状态,导致了我今天这个话题,所以我们应当说一说这场运动。

   “另一个是人道主义的问题。我听周扬讲人道主义时,感觉他的语言和赫鲁晓夫的语言、提法差不多”。

  我引述来自官方的权威说法——

   这就是分歧的由来。接着,邓力群就给胡乔木(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负责意识形态和宣传,编者注)打电话,让胡乔木看这个报告。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了讲话摘要,并刊登了要全文发表的广告。胡乔木看了周扬讲话以后,就带人去找周扬谈话。一方面,给周扬戴了些高帽子,说周扬年高德勋,认为周扬讲人道主义讲得不错,另一方面又说有些问题还没有讲,有些问题没有讲清楚,需要补充修改,并要周扬不要在《人民日报》发表,修改好以后,出单行本,在《哲学研究》上发。但是《人民日报》已经做了广告。《人民日报》食言是常有的事,但是周扬不能这么做,不能食言,因为大家知道,周扬过去是所谓“阎王殿的阎王”,文化界和理论界的霸主,跟着毛泽东整过不少人,胡风反革命事件就是毛泽东决定,他指挥搞出来的,这个大家都清楚。结果没想到,文革期间他自己挨整,从切肤之痛中,周扬明白了,总结了经验。文革以后,凡是他过去整过的人,他都赔罪道歉,有的人误解消除了,有的人则不依不饶,讽刺、挖苦,甚至漫骂,周扬照样笑脸相迎。

  资产阶级精神污染“特指20世纪70年代末期起我国思想战线上某些人用不健康的思想、作品、表演污染人们灵魂的现象,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具体表现。1983年10月12日,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9页),指出:“精神污染的实质是散布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思想,散布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和对于共产党领导的不信任情绪。”(同上书第40页)“精神污染的危害很大,足以祸国误民。”(同上书第44页)按照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的精神,曾开展清除精神污染的斗争。但由于某些领导人对此采取消极态度,斗争未能取得效果。1986年12月30日邓小平说:“反对精神污染的观点,我至今没有放弃,我同意将我当时在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全文收入我的论文集。”(同上书第196页)

   所以,周扬选这个题目,他是想用自己从血的教训中悟到的道理总结共产党过去的经验教训,为共产党的改革提供一些新的思想,提供一些新的论据。但是,周扬没想到,得到的结果大大出乎他的意料。

  关于这场运动,王若水先生1999年1月曾经撰文《“清除精神污染”前后》,

   3月16日,周扬报告全文在《人民日报》发表。胡乔木要中宣部向中央报告,邓力群以中宣部部长名义,下令《人民日报》社长和总编辑王若水、秦川检查违反组织纪律,后来撤职。接着,就提出了“反精神污染”的问题。

  全面介绍了这场最初是学术争论发展为全国性政治运动的过程。给我记忆较深的还有李锐先生的《耀邦去世前的谈话》等许多过来人的回忆文章,这些文章介绍的都是高层情况,至于这场运动在社会层面的状态,基本上没有涉及。倒是巴金的《随想录·“文革”博物馆》能够让人从日常生活层面感受那场政治运动造成的心理震撼。

   “反精神污染”的发明者不是邓小平,而是邓力群。1983年6月4日,邓力群在中央党校发表讲话,批判周扬等关于异化和人道主义的观点,使用了这个霸权话语,后为邓小平接受和采纳。接着,邓小平(时任中央军委主席)提出来一个更政治化的概念,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

  巴金先生写道:“那一阵子我刚刚住进医院……我习惯早晨听电台的新闻广播,晚上到会议室看电视台的新闻联播。从下午三点开始,熟人探病,常常带来古怪的小道消息。我入院不几天,空气就紧张起来,收音机每天报告某省市领导干部对‘清污’问题发表意见;在荧光屏上文艺家轮流向观众表示清除污染的决心。我外表相当镇静,每晚回到病房却总要回忆一九六六年‘文革’发动时的一些情况,我不能不感觉到大风暴已经逼近,大灾难又要到来。我并无畏惧,对自己几根老骨头也毫无留恋,但是我想不通:难道真的必须再搞一次‘文革’把中华民族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小道消息越来越多。我仿佛看见一把大扫帚在面前扫着,扫着。我也一天、两天、三天地数着,等着。多么漫长的日子!多么痛苦的等待!我注意到头上乌云越聚越密,四周鼓声愈来愈紧,只是我脑子清醒,我还能够把当时发生的每一件事同上次‘文革’进展的过程相比较……雷声从远方传来,雨点开始落下……”

   9月7日,邓小平就要邓力群帮助起草十二届二中全会的讲话稿,并决定只讲两个问题,一是整党不能走过场,二是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并谈了他对异化问题的看法。他说,说社会主义会发生异化,“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对共产主义没信心”,“这些观点,说它‘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帜’,可能太重了,可以说它是‘以马克思主义的面目出现’,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看来虽然没有给周扬戴修正主义的帽子,而实际上他们把周扬讲话看作修正主义。

  

   10月12日,邓小平在二中全会上作了《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的讲话。在简单地肯定了成绩以后,邓小平说,“理论界文艺界还有不少的问题,还存在相当严重的混乱,特别是存在精神污染的现象”。“有相当一部分理论工作者,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提出的种种重大的理论问题缺乏兴趣,……有的同志热衷于谈论人的价值、人道主义和所谓异化,他们不是在批评资本主义而在批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作为一个理论问题和道德问题,当然是可以和需要研究讨论的。但是人道主义有各式各样,我们应当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宣传和实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在革命年代我们叫革命的人道主义),批评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资产阶级常常标榜他们如何讲人道主义,攻击社会主义是反人道主义。我没有想到,我们党内有些同志也抽象地宣传起人道主义、人的价值等等来了。……至于‘异化’,马克思在发现剩余价值规律以后,曾经继续用这个说法来描写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的雇佣劳动,意思是说工人的这种劳动是异已的,反对工人自己的,结果只是使资本家发财,使自己受穷。现在有的同志却超出资本主义的范围,甚至也不只是针对资本主义劳动异化的残余及其后果,而是说社会主义存在异化,经济领域、政治领域、思想领域都存在异化,认为社会主义在自己的发展中,由于社会主体自身的活动,不断产生异已的力量。他们还用克服这种所谓异化的观点来解释改革。……上面这样的观点,不是向前发展,而是向后倒退,倒退到马克思主义以前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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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了邓小平的报告,周扬很紧张,并在二中全会分组会作了自我批评。邓力群认为这个问题解决了,而邓小平看到简报后却不答应。他把胡乔木和邓力群找去,对他们说,“周扬写了一两万字的文章登在报纸上,就这么几句话能交待过去吗?不行。周扬应该公开作书面的自我批评,登在报纸上”。鉴于周扬年事已高,胡乔木出主意,建议周扬用答记者问的形式做变通的自我批评。新华社写出稿件后,周扬又在后面加了几句话,还要坚持自己的观点。稿子拿到书记处讨论时,胡耀邦(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编者注)说,又作自我批评,又坚持自己的观点,这怎么叫检查,他主张把周扬的保留意见删去。可见,这哪里是周扬个人的自我批评,而是政治斗争中的策略和把戏。11月6日,“周扬同新华社记者谈话”在《人民日报》发表。事后周扬又感到上了胡乔木的当,此事也就成为周扬的一块心病。

  

   接着,就胡乔木批判周扬。

  雨点落在我这位朋友S的头上。

   1984年1月27日,胡乔木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不点名地批评周扬的讲话。他把问题提到了坚持还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高度,一下子就给周扬的问题定了性。胡乔木首先区别了人道主义的两种含义,一个是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一个是作为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进而明确指出,“现在确实出现了一股思潮,要用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的人道主义来‘补充’马克思主义,甚至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或部分归结为人道主义。”并引周扬讲话和王若水讲话进行批判。

  当时,他已经调入作家协会成为专业作家,进入了体制,更为神奇的是他竟然把老婆孩子的户口全部迁移到了城里,成为了能够享受农村人享受不到的社会福利的城里人。有创作成就垫底,再加上天生性格活络,善于交往,S得到了上级A的赏识,上级A暗示,他将为S在作家协会争取一个重要职位,S感激涕零……就在这样的关键时刻,“清除资产阶级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开始了。

   胡乔木的文章也讨论了四个问题:一,究竟什么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二,依靠什么思想指导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继续前进;三,为什么宣传和实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四,能否用“异化”论的说法来解释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消极现象。特别是后面两个问题,批判的矛头直接对着周扬的讲话。

  在传统体制之内,任何一个有才华的人都难免会被人嫉妒,我们不难想象S在他的人生旅途上要涉过多少激流险滩,要进行多少艰苦卓绝的斗争,他从来不敢松懈,就像猎豹看守自己的猎物一样看守着来之不易的利益,害怕给敌视他的人留下偷袭和盗取的空隙。运动来势凶猛,上级A嘱咐他少说话,于是他就不说话了,没想到同样主管意识形态的上级B与上级A素有矛盾,B也知道我这位朋友S跟上级A走动颇为频繁,因此,上级B就在一次会议上指摘S五年前发表的一部中篇小说“色调灰暗”,“没有反映出社会主义社会激昂向上的时代精神”,“有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上级B的这番话在评论家那里具有风向标意义,所以一些人就像非洲鬣狗闻到腐尸味道一样,纠集在一起扑了过来,发表了很多批评文章。

   我想先就这个问题做一点评论。在反对精神污染的问题上,邓小平与胡乔木、邓力群的观点是一致的,他们仍然是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来看待人道主义、人性等问题,而且认为只能从这个观点来看待这些问题,不允许从其他的观点来讨论这些问题。否则就是精神污染,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就必须批判和清除。从以上和后面的讨论可以看出,反精神污染是由邓力群、胡乔木发难,由邓小平发动的一场不叫运动的运动。

  我们前面说过,S是一个经过事的人,经过事的人通常也是能够顶住事的人。但是,什么事都有特定情形,处在不同情形之下的事的杀伤力是完全不同的,具体到S来说,小学教员受到的批判和正在争取作协职务的作家受到的批判,对其本人具有完全不同的意味和力度。

至于胡乔木为何发难?有人说是因为周扬抢了胡乔木的彩头,这个报告应当由胡乔木来做。笔者与当事人均无直接接触,不敢妄加猜测,但是,有一条可以肯定,胡乔木要坚守和保持他中国马列主义理论权威的立场和形象,则是显而易见的。最有意思的倒是前引邓力群的两句话。一是“我觉得,他(指周扬)的这种说法与过去党的一贯说法不一样”。难道只能讲与过去党的一贯说法一样的话吗,那么还会有创新吗?难道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说法与过去党的一贯说法一样吗?这说明邓力群坚持和维护的是什么,也说明中国改革开放的做法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是不一致的。二是“我听周扬讲人道主义时,感觉他的语言和赫鲁晓夫的语言、提法差不多”。正是赫鲁晓夫举起人道主义的旗帜,揭露了斯大林的专制和残暴,打破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起到了解放思想的作用。同样,周扬讲人道主义也不是无病呻吟,并不是像胡乔木说的那样,离开了社会主义的实践,而是对中国30年社会主义实践的认真反思。(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S紧张了,我清清楚楚记得他私下对我表达忧虑的方式:“真要命,陈行之,真他妈的要命!”幸运的是最终他没有被“要命”,他使出浑身解数走动和强化与意识形态管理部门官员A的关系,上级A决定不顾一切保护他——当然,这里也有非S因素的政治斗争的原因。上级A很厉害,把上级B从自己身边赶走了。这件事在作家S身上产生的直接结果是,批评的声音马上停息了下来。这期间,上级A又嘱咐S多说一些话,S就在各种会议场合发言,激烈清算最近几年“资产阶级精神污染”给党、国家和社会带来的危害,上级A也及时评价了S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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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候你不得不惊异人为了求得生存抗拒危险的智慧和能力,我这位朋友居然就躲过了一场严酷的政治清算,我再次见到他的时候,他仍旧神采奕奕,就像运动发生以前那样。但是人的精神伤口是看不见的,犹如一个被裹了橡胶的铁棒殴打过的人,表面上仅仅紫青了一块,皮肤下面的骨骼已经碎裂——我很快感觉到朋友的骨骼碎裂了。这个年轻我五岁的人心有余悸地说:“我可知道文化大革命是怎么回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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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文化大革命是怎么回事的人一般会变成两种人:一种是完全垮掉,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说,默默无闻,与世无争,过着没有精神内容的生物性生活;一种则被风雨锻造成了妖精,什么话也不信,什么话也不听,只信守自己从惨痛经历中得来的教训,只做灵魂和信念要求自己做的事情。事实上,大多数人成了前者,这些人很可爱,服服帖帖,有时甚至还会成为唯唯诺诺的追随者,很让人省心。妖精可不一样,倏的一下这里,倏的一下又那里,很让人闹心,极为讨厌,所以,我们的意识形态管理部门总是对这些人保持高度警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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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人欣慰的是识形态管理部门用不着警觉S了,这个聪明人没有变成妖精,他像一个打算开始好好过日子了的人那样对我说:“我不打算再写小说了。”一个人不打算写小说了不是多么严重的事情,但是我知道S不打算写小说意味着他将全力以赴做另外的事情:想方设法拿到上级A允诺过的职务。我当时即使作为他的亲密朋友也无法反对他的选择,只能点头称是——在此之前,这位朋友曾经跟我表述过他从生活中得来的见解:“做事情不一定为了当官,但你要是想做事情,就必须当官。”所以我理解他的这种意愿。

本文责编:天益综合 > 学术史话 本文链接:/data/66306.html 文章来源:FT中文网

  在一个人人都想当官的环境里真的当上官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你要具备基本素质,这些素质与作家的素质风马牛不相及,所以,我的朋友必须大面积、大幅度调整人生姿态,使自己成为一个符合标准型号的半成品,以得到被进一步加工的机会,最终成为闪闪发光的成品。在这种情况下,我仍旧十分欣赏的他八十年代初写作的那些优秀作品,成为了使他感到羞耻的事物,每当议论到它们,他总是说:“少不更事,少不更事。”也只是在这时候,我才发现这个人从他最初选择的路上折返了,折返到了他曾经激烈反对的方向上去。尽管他从来没说过在这个过程中经历的精神痛苦,但是我太了解他了,他毕竟曾经是一个作家,一个是试图用灵魂讲话的人,他必定有那种痛苦,有那种惶惑,他只是出于政治人物特有和必备的狡黠不说或者不方便说罢了。

  好在有无数利益可以缓解和补偿这种转换带给他的痛苦与惶惑。没有多久就有一种口风传出来,意识形态管理部门将要对S进行政治考察,这通常是提拔重用的标志。聪明的评论家后悔不迭当初对S的批判,赶紧写文章高度评价曾经被他们批评过的S的作品。又过了没多久,口风成为了事实:S如愿以偿地成为了作家协会副主席。

  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这个来自社会底层的作家有了梦寐以求的行政级别;意味着他的工资将按照新的行政级别进行调整;意味着在装饰一新的作家协会大楼里有了专门属于他的带空调的办公室;意味着尽管他不再写小说(他后来开始研究《易经》,并且出版了一本关于人生理想的专著),他却得到了比当初更高的文学位置,变得更加著名;意味着他得到了只有他那个级别才能够享有的三室两厅两卫精装修住房;意味着公家按照级别为他配置先是桑塔纳后来是丰田再后来是奔驰轿车;意味着有了行政秘书;意味着经常作为作家代表团成员出访;意味着这个很少写作的作家作为中国作家代表性人物与国外作家建立广泛联系,成为国外作家了解中国当代作家和文学状况的窗口;意味着各地作家协会种种横向的纵向的联谊活动使他的足迹遍及祖国的大好河山;意味着他经常被那些试图从他那里得到权力庇护的人和文学青年簇拥着在各种酒店推杯换盏;意味着他成为青年一代的偶像和楷模,目前他的文学报告会出场费已经达到5000-8000元……从一个人生存的角度来说,他舒适得不能再舒适了,人生事业成功得不能再成功了。

  自然法则说:“狮子数量增加,就意味着羚羊减少。”当狮子在非洲马萨依马拉草原成群结队横冲直撞的时候,羚羊将会不断遭受屠戮,直至这个可怜的种群全部消失。这时候应当轮到社会法则感叹了:“是啊!当不正义大面积覆盖社会的时候,可怜的正义又将在哪里栖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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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我们从生活和理论的角度都认识到我一开始谈到的那种道理,但是在这位朋友如此巨大的变化面前我仍旧感到瞠目结舌,就好像眼前突然出现了让人极为惊讶的事物。我经常想,所有作家都经历了“清除资产阶级精神污染”运动以至于比这场运动还要严酷的运动,为什么有的作家仍旧坚守在自己的文学高地上,我这位朋友S却成了这么个让人难为情的样子了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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