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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寿的社会学家,新疆社会科学网

2019-05-20 19:44 来源:未知

进入专题: 社会学   改革开放三十年   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科学获得了迅速发展。但是,与此同时,我国社会科学界也出现了“唯洋是举”的现象,似乎只有西方社会科学大师的理论才是最权威的理论,只有在论文中使用西方社会科学的概念、定理、模型才显得更“学术”,更“创新”,中国经验只有纳入西方的理论体系才能被承认。那么,为什么在社会科学中出现这种“唯洋是举”的现象呢?这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原因在于一些人把社会科学理解为与自然科学一样的价值中立的具有普遍性的科学,否定西方社会科学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属性,认为其具有科学性并完全适用于中国。这种错误认识既影响了我国学界对西方社会科学的客观认识,也影响了我国社会科学的正确发展方向。

文丨韩玥     本文系原创,转载请简信

郑杭生 (进入专栏)  

一、警惕西方社会科学中的“意识形态”陷阱

 社会学家用青春灌溉了我们的社会学,我们用感恩点缀他们的重阳节,今天是重阳节,要记得哦~

图片 1

任何社会科学都与特定的社会形态及政治制度相联系,都会渗透着特定的意识形态。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不同,它具有双重维度。一方面,它反映着特定的社会制度、结构、关系及其运行规律。另一方面,它也以特定的意识形态及价值观解释着它所认知的社会。因而,任何一个社会的主流社会科学都渗透着主流意识形态。这是因为,社会科学研究的是社会形态及制度的运行规律,反映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因此,社会科学不是像自然科学那样单纯地反映认识对象,它还必须对社会的矛盾运动进行解释。在解释的过程中,代表统治阶级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就不可避免地渗透于社会科学之中。

西方著名长寿社会学家


  

一般来说,有很多人认为,科学是价值中立的,社会科学也是科学,因此,它也是价值中立的,否则,就会影响社会科学的客观性。实际上,这是西方实证主义的社会科学观,也是西方对社会科学的主流看法。实证主义认为自然科学是科学的典范,因而要在社会科学中应用自然科学方法,建立统一的科学,它强调任何科学的描述都要能经得起实践检验。后来的逻辑实证主义进一步推进这一思想,以语言分析为工具,要求构建能够应用于一切领域的统一的科学语言,并把单个的语句视为语言分析的基本单位。一个句子就是陈述某一事物的某种状态,所谓“真”就是语句陈述表达的内容与所描述的对象一致。在此基础上依据逻辑运算构建世界的逻辑结构。在逻辑实证主义看来,价值陈述只是在表达一种情感、一种祈使命令,都是无意义的。一句话,科学是纯粹描述事物状态的,不涉及任何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

1 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 ,1929~)

哈马贝斯

今年87岁,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主要著作有:《公共领域的结构变化》(1962)、《理论和实践》(1963)、《知识和人类旨趣》(1968)、《技术和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1968)、《社会科学的逻辑》(1970)、《合法性危机》(1973)、《文化与批判》(1973)、《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1976)、《沟通与社会进化》(1979)、《沟通行动理论》(1981)等。

哈贝马斯的知识旨趣说、技术统治论、沟通行动论等学说,对社会批判理论进行了独特的阐发和论证,并表现出一种社会学理论综合的趋向,在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中独树一帜。

   内容提要 本文从有关中国社会学发展全局的五个问题——科学性与价值性、经验性与理论性、建设性与批判性、传统性与现代性、本土性与国际性为切入点,分析了当代中国社会学30年来,在这些问题上从不成熟到较为成熟的曲折历程。这些问题能否正确处理和把握,关系到社会学学科和社会学知识的性质、作用、对待社会的态度,关系到当代中国社会学能否健康发展,能否培养出合格的社会学人才,能否实现某种原创的知识创新,能否在国际社会学界占有应有的一席之地,能否在学科和学术的话语权方面做出当代中国社会学家自己的贡献。要正确把握这些成对的关系,就要真正认识它们既有“非此即彼”的一面,又有“亦此亦彼”的一面的辩证性,避免片面强调一个方面的极端性;就要总结和汲取各国和我国在这方面的经验教训,避免重蹈覆辙。这就进一步要求我们深入掌握马克思恩格斯在改造黑格尔思想时所阐发的“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即“认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并以之为指导,以我为主地推进当代中国社会学不断从不成熟走向成熟,从成熟走向更加成熟,力求避免各种幼稚病。

但是,在社会科学实践中,一些社会科学家逐渐认识到,外部观察并不能真正地反映人类社会的本质和规律。这是因为,人类行为是有目的的。这种有目的的行为是通过遵守、运用规则来实现的,而这种规则又涉及习惯、传统、制度、文化。因此,仅仅靠外部观察是不能理解人类社会发展的本质的。文化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兹在他的经典论文《深描》中提出:“我们的双重任务是揭示使我们的研究对象的活动和有关社会话语的‘言说’具有意义的那些概念结构”。社会科学不能仅仅对人的活动进行描述,还要研究行动背后的意义、背景,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认识社会。

2 吉登斯(Anthony Giddens,1938~)

吉登斯

今年78岁,英国理论社会学家。吉登斯的著作主要的有:《资本主义和当代社会理论》(1971)、《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1976)、《社会理论的主要问题》(1979)、《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评》(1981)、《社会理论的轮廓及其批评》(1982)、《社会构造:结构化理论纲要》(1984)和《社会学:简要但批评的导论》(1987,第二版)等。吉登斯以其批判的风格和理论特点著称于社会学界。

   关键词:科学性与价值性、经验性与理论性、建设性与批判性、传统性与现代性、本土性与国际性

要解释人的社会行为,就必须了解行为者所遵守、运用的社会规则及其背后的文化背景,进而把人的行为放到一定的社会规则体系中定位。就整体而言,一个社会总有被社会成员共同承认的规则。但是,还要看到,在不同的阶级、阶层之间,在不同地位的民族之间,仍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相互冲突的价值体系、文化及其行为规则。因此, 在社会科学研究过程中会出现两种情况。在一种情况下,社会研究者把自身所具有的一些关于规则的知识作为理所当然的东西来解释人的行为,这样,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会不自觉地进入社会科学。在另一种情况下, 社会研究者意识到存在着不同的、甚至冲突的规则体系,不得不首先对既存的各种规则进行评价、选择。所以,对规则进行选择评价,进而以某一规则解释人类某种行为,是社会科学认识成为可能的前提。因此,社会科学中不可避免地包含着价值观念、意识形态。

3 彼得·布劳(Peter Michael Blau,1918—2002)

布劳

享年93岁,美国社会学家。社会交换论的代表人物之一。布劳主要从事社会学经验研究和理论建设工作,主要研究正式社会结构或社会组织问题。他的著作大部分是关于科层组织的各种情况的分析。布劳从社会结构的角度对社会组织、制度及人际关系诸问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

著有《官僚组织动力学》、《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美国职业结构》(合著)、《不平等和异质性——社会结构的原始理论》等。

  

西方社会科学家是在西方政治制度和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他们头脑中会存在一些理所当然的西方价值观、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而且这些观念已经转为文化无意识,成为一些习以为常的思维习惯。在社会科学研究中,这些西方意识形态会自然而然地渗透进西方社会科学。如果我们把西方社会科学作为自然科学一样的“科学”,就会在不知不觉中陷入西方“意识形态”的陷阱。

4 刘易斯·科塞(Lewis Coser,1913-2003)

科塞

享年90岁,美国社会学家。冲突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主要著作有:《社会冲突的功能》(1956)、《社会冲突研究续篇》(1967)、《社会学思想大师》(1977)等。科塞的学术研究涉及冲突理论、知识社会学、政治社会学、社会学思想史等领域,尤以冲突理论著称。

   1989年,即改革开放10周年之时,关于中国社会学的情况,笔者曾著文做了这样的分析:

二、警惕西方社会科学中的“西方中心论”陷阱

5 赫伯特·布鲁默(Herbert Blumer,1900—1987)

布鲁默

享年87岁。美国社会学家,符号互动论的主要倡导者和定名人。著名作品有《电影和品行》、《劳资关系中的社会理论》、《工业化与传统秩序》、《符号互动论:观点和方法》。

   经过十年的艰辛创业与探索,经过十年与我国改革开放的事业同命运,共呼吸,中国社会学逐步提高了自己的成熟度;一方面社会学本身在理论上、在实践中都作出了一定的成绩,正对我国社会生活发挥越来越明显的作用,为我国社会学今后进一步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另一方面,它得到社会各界、社会科学各科的广泛的承认,社会学成为很有吸引力的学科之一,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社会学也和经济学等一样,对改革和开放的事业是不可缺少的。但是应当承认,这种成熟度还是不高的。社会学在中国成为一门真正成熟的科学,尚需继以时日,尚有不小的差距。[i]

社会科学并非是对社会的镜像反映,它有着建构特征。社会科学家的立场及其所关注的问题会形成特定的视角,这个视角会决定研究者选取的材料和理论的整体框架,它是社会科学研究成为可能的认识前提,并渗透于整个社会科学研究的过程中。这就决定了在西方社会科学中存在着西方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视角,并在一定情况下有转化为西方中心论陷阱的可能。

6 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

斯宾塞

享年83岁,英国著名社会学家。他为人所共知的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之父”,所提出一套的学说把进化理论适者生存应用在社会学上尤其是教育及阶级斗争。他的著作对很多课题都有贡献,包括规范、形而上学、宗教、政治、修辞、生物和心理学等等。

   当时,笔者在该文还提出:对于尚处在成长过程中的中国社会学来说,在理论上处理好下述三个关系是至为重要的。这就是:第一,处理好社会学与转型社会的关系;第二,处理好社会学内部一些重要的理论关系;第三,处理好社会学界内部不同学派、不同主张、不同观点之间的关系。

社会科学家的视角会影响理论的建构,这是一个早已被发现并深入讨论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就一直强调阶级性和科学性相统一。阶级性就是认识的视角。在西方社会科学界有重要影响的马克斯·韦伯在20世纪初就深入探讨过社会科学的“价值关联”问题。他认为,社会科学必然涉及解释人类行为的目的,就此而言,它的研究对象本质上是一个文化的世界,一个价值的世界。人类行为纷繁复杂,不可能完全成为认识对象。只有在一定的价值视野中,所研究的社会的事实才会呈现出来,成为研究的材料,而不同的价值出发点则会关注不同的事实。社会科学家在这些材料的基础上构建理论。

7 费迪南德·滕尼斯(Ferdinand Tnnies,1855—1936)

滕尼斯

享年81岁,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认为社会学是研究人及其生理、心理和社会本质的实质科学。他把社会学分为一般社会学和特殊社会学。

他在《社区和社会》一书中论述了社会学的两种基本形式“社区”和“社会”。他关于“社区”和“社会”的理论观点,在美国社会学界具有深远影响,R.E.帕克、R.雷德菲尔德、H.贝克、T.帕森斯等都大量吸收并将其进一步发展。

   20年过去了,中国社会学成熟度得到了显著的提高。由笔者主编的《中国社会学30年(1978-2008)》,即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各章对社会学不同领域所取得进展的梳理,有说服力地表明了这一点。这篇总论主要围绕几个有关中国社会学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进行必要的分析和梳理,从中可以看出,中国社会学在30年中成熟到什么程度,它与前10年相比提高了多少,从而表明它确实日趋成熟了。

社会科学研究的视角,或者说价值前提还决定了社会科学的理论构建方向。视角不同,社会科学的方法论框架、理论构架也会不同。例如, 马克思和迪尔凯姆是社会科学的著名代表人物,两个人立场不同,理论视角不同,关于社会危机的理论构建方向就完全不同。马克思从被压迫阶级出发, 力求世界革命化。他的社会科学首先是对资本主义批判的社会科学。他把资本主义视为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特定阶段。他的方法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他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是社会的基本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当二者不适应时,社会矛盾就激化,并会出现经济危机。在马克思的理论视野中,危机是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内在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它为新社会准备了条件。与此相反,迪尔凯姆则具有保守主义倾向,力图维护欧洲的现存秩序。在他的理论中, 社会是一个结构功能主义的有机体, 各个部分都是由社会的需要而产生的, 并发挥自身的功能。社会的各个部分是和谐的, 危机是社会的一种“病态”,是社会的功能失调。这样,迪尔凯姆的理论方向就是要治愈这种功能失调。马克思和迪尔凯姆理论视角不同, 随之构建的理论框架也不同, 在理论中呈现的社会现实和救治社会疾病的药方也自然不同。

8 拉尔夫·达伦多夫(Ralf G. Dahrendorf,1929—2009.6.17)

达伦多夫

享年80岁。德国社会学家,冲突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主要著作有:《马克思的观点》(1953)、《工业社会中的阶级和阶级冲突》(1957)、《走出乌托邦》(1958)、《社会人》(1958)、《德国的社会和民主》(1967)、《社会理论文集》(1968)、《新自由》(1974)、《生活机会》(1979)等。

达伦多夫针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西方社会学中一度占主要地位的结构功能主义片面强调共识、秩序和均衡的倾向,指出要更多地关注社会生活现实中的变迁、冲突和强制方面。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美国社会科学的主流意识形态发生了急剧转变,逻辑实证主义风靡一时。价值中立原则成为社会科学的基本原则。社会科学的视角问题被认为是一种错误,因为它混淆了“知识的语境”与“知识的内容”。逻辑实证主义认为,视角问题是科学活动的准备阶段,科学研究一旦开始,就要遵循价值中立原则。也就是说,视角问题只是社会科学研究真正开始前的准备阶段。这样一来,社会科学的视角问题及其与理论构建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问题就被屏蔽了。

9 霍曼斯(George Casper Homans,1910—1989)

霍曼斯

享年79岁。美国社会学家,社会交换论的代表人物之一。主要著作有:《人类群体》(1950)、《情感和活动》(1962)、《社会行为:它的基本形式》(1961)、《社会科学的本质》(1967)等。霍曼斯的学术研究领域很广,包括历史学、人类学、心理学及科学哲学。

他把社会看作是个人行动和行为交换的结果,社会结构无非是个人行为的集合,因而个人行为应被视为社会学研究的最高原则。霍曼斯的社会学思想被称为行为主义交换论。

   (一)科学性与价值性

上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西方社会科学的大规模引入,价值中立的社会科学观也在我国发生了重要影响。这种社会科学观遮蔽了西方社会科学价值观及意识形态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坚定文化自信,错把西方社会科学视为价值中立的科学体系,那么,就会忽视西方社会科学的西方利益视角,忽视其中的西方中心主义,以至于在接受西方社会科学时,不自觉地接受这种视角,不自觉地接受西方中心主义,在不知不觉间,站在西方的立场上,不自觉地用西方的眼光看问题,从西方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出发思考问题。

10 维尔弗雷多·帕累托(Vilfredo Pareto,1848—1923)

帕累托

享年75岁。意大利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经典精英理论的创始人,社会系统论的代表人物。他的社会学思想主要有3方面的内容,包括行动理论、精英理论和社会系统理论。


  

三、警惕西方社会科学中“普遍性”陷阱

中国国内部分长寿社会学家

   自中国社会学恢复和重建以来,长期困扰中国社会学的众多问题中,科学性和价值性的关系问题,可以说是一个最突出的问题。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母题,它涉及到一系列子题:社会学是否是中性的或“价值中立”的学科?社会学是否与政治和意识形态无关的纯科学?社会学是否只有科学性没有人文性?等等。在这些问题上,把不完全正确甚至错误的东西,当作不言而喻正确的东西,来加以接受,并作为用来评论他人的观点是否“科学”的标准,是中国社会学界曾经出现过的不成熟性的表现,现在,这种情况已经大大改观了。

由于实证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在英美社会科学界的影响,社会科学被视为具有同自然科学一样的普遍性,至于普遍规律在具体条件下的应用问题,就像数学公式代入不同的变量一样简单。但是,实际上,社会科学的普遍性与历史的关系是一个根本没有解决的问题。在西方社会科学发展中,这种争议一直激烈进行着。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历史主义学派和古典经济学的争论。争论的中心就是古典经济学的普遍性问题。

1 陈翰笙(1897-2004)

陈瀚笙

享年107岁。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的农村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名誉所长。20世纪30年代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的创始人。

他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研究中国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以第一手的农村调查材料论证中国农村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指明中国农业发展的道路。曾主编两套历史里程碑式的文献资料:《解放前的中国农村》和《华工出国史料汇编》。

   1,社会学与价值性

二者最早的争论可以追溯到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对英国以自由贸易为核心的古典经济学的批判,他认为只存在以国家为对象的“国民经济学”,而英国古典经济学的世界主义是建立在不存在的虚构前提的基础上的。1845年到1849年,爱尔兰发生大饥荒,英国统治者声称根据自由贸易和自由放任的原则制定政策,要限制食品救助,否则,就会干扰市场对“短缺”的反映。以约翰·K·英格拉姆和托马斯·E·克利夫·莱斯利为代表的爱尔兰经济学家们认为,这些发达市场经济的经济学原理不一定适合爱尔兰的制度和文化,由此形成了爱尔兰历史主义学派。

2 雷洁琼(1905—2011)

雷洁琼

享年106岁。是中国著名社会学家、法学家、教育家,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创始人和卓越领导人。在雷洁琼的学术研究中,妇女及婚姻家庭问题是处于首位的。

   在1980年代中国,“价值中立”曾被当作不言而喻金科玉律,当作评判懂不懂社会学的试金石。其实,“价值中立”作为一种来源于实证主义的科学观,是一个在总体上包含根本缺陷但又有局部合理性的西方社会学方法论原则,是一个在国外学术界有严重分歧、毁誉参半、仍难一致的争论问题,是一个在本质上与马克思主义相左但又有部分一致的理论命题,因此,对它极有必要采取具体分析的态度,既不能全盘肯定,把它夸大为我国社会科学的普遍的方法论原则,也不能全盘否定,将它说得一无是处,连它包含的合理因素也否认了。[ii] “价值中立”总体上的根本缺陷是指它把科学与价值截然割裂、排斥一切价值的客观主义、实证主义倾向,这使它在认识功能和价值功能统一的社会科学中成为不可能实际遵循的东西,也使它陷入了不可摆脱的自我矛盾;局部合理性是指它包含强调客观性和科学性的合理因素,但这种合理性是以推向极端的形式存在的。

影响最大的争论发生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一方是以古斯塔夫·施穆勒为代表的德国历史学派,另一方是以卡尔·门格尔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奥地利学派是在古典经济学影响下形成的经济学派。二者就经济学是分析的还是历史的,是描述历史还是寻求普遍的经济法则,是普遍的还是独特的等重要问题展开大辩论。德国历史主义学派认为,人类社会总是处于不断的演变过程中,不同的民族、国家处于不同的发展过程,不存在适用于所有民族的经济规律,所以,就经济学来说,只存在以个别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国民经济学”,不能通过抽象逻辑推演,不能脱离这个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的整体历史进行研究。一般认为,德国历史主义学派在辩论中因为否定社会科学追求普遍规律而失败。实际上,这一学派提出的“历史”对社会科学的限制问题直击了古典经济学的要害。

3 晏阳初(1890-1990)

晏阳初

享年100岁,四川巴中人,中国平民教育家和乡村建设家。著有《平民教育的真义》、《农村运动的使命》等。

晏阳初平民教育思想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国民教育思想,并为中国和世界不发达国家和地区培养了一大批平民教育专家和乡村建设人才,也因此被称为“世界平民教育之父”,被联合国聘为终生特别顾问。

   在1980年代中国,“价值中立”不仅被看做普遍的方法论原则,而且被用来规定整个社会学的性质,于是社会学被说成说一门“价值中立”的学问。其实,世界上本来就找不出来所谓“价值中立”的社会学。早在1960年代,美国米尔斯就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中批判了以帕森斯为代表的“价值中立社会学”。在1970年代初,《西方社会学即将来临的危机》一书的作者美国社会学家古尔德纳,甚至把“价值中立”的社会学称为一种神话。吉登斯则在1982年指出:“社会学不可能是一种中性的知识活动,它不能不关心对其研究对象可能产生的实际影响。”[iii] 笔者在1989年也指出:“有一种意见认为,凡科学不能涉及价值,凡涉及价值就不能是科学。因此持这种意见的人把韦伯所说的“价值无涉”当作不言而喻的真理接受下来,并把科学精神归结为“价值无涉”的精神。我认为这是不确切的、似是而非的。”[iv] 稍后1990年,笔者还指出:“社会学定义是客观性、科学性同价值性的统一”;“企图建立的‘价值中立’的社会学是不可能的,根本做不到的”。[v] 同样,就我国的情况来说,中国社会学也从来不是“价值中立”的社会学。正如笔者在总结中国社会学百年轨迹时指出的:“中国社会学是应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而产生、而发展,目的都是以不同形式为现实服务。这是中国社会学的优良传统。在中国,从来没有那种单纯的‘为学术而学术’的社会学。这对两大系社会学来说均是这样。”[vi]

在20世纪初,以凡勃仑为代表的美国经济学家批评古典经济学的抽象的经济人假定,认为人是制度的产物,制度有一个演进过程,并发展为美国的制度学派。这实际上也质疑了新、旧古典经济学的普遍性。

4 梁漱溟(1893-1988)

梁漱溟

享年95岁。中国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国学大师、爱国民主人士,主要研究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有“中国最后一位儒家”之称。梁漱溟一生著述颇丰,存有《中国文化要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唯识述义》、《中国人》、《读书与做人》与《人心与人生》等。

   “价值中立”和“价值中立社会学”的衰落,除了它们在理论上站不住脚,解释力越来越弱,还与1960年代以来社会学思潮的变化有关,这就是实证主义思潮的魅力不再,人文主义思潮的逐步增强,因此,作为实证主义思潮产物的“价值中立”和“价值中立社会学”不能不面对越来越强烈的批判。1960年代,除了美国的米尔斯,还有欧洲法兰克福学派马尔库塞等人在1964年召开的纪念韦伯诞辰 100周年大会上发动的关于“价值中立”的论战;在1970-1980年代,继古尔德纳之后,曾任美国社会学会会长的 M. 英格在《论反文化》一书的前言中直截了当地申明,他“不能‘放逐价值’,在作出自己的分析和评论时,也不佯装骑墙。”[vii] 到1990年代,对“价值中立”不仅没有减弱,反而扩展到相邻学科。一些权威人士,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缪尔达尔指出:“研究的客观性不能仅仅通过试图排除价值观念来解决。相反,社会问题的每项研究,无论范围多么有限,都是且一定是由价值观念决定的。‘无偏见的’社会科学从来就不存在将来也不会有。努力逃避价值观念是错误的,并且注定是徒劳的和破坏性的,价值观念和我们在一起,即使把它打入地下,它们仍然指导我们的工作。”[viii] 社会政策的资深学者蒂特姆斯也指出:“以中立的价值立场讨论社会政策是没有意义的事情。”[ix]

马克思主义以深刻揭示人类历史和社会发展规律而著称。马克思坚决反对社会科学抽象的普遍性,批判西方古典经济学把经济规律等同于源于人性的自然规律的做法。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写道:“经济学家所以说现存的关系是天然的,是想以此说明,这些关系正是使生产财富和发展得以按照自然规律进行的那些关系。因此,这些关系是不受时间影响的自然规律。这是应当永远支配社会的永恒规律。于是,以前是有历史的,现在再也没有历史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1页)在马克思看来,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普遍性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5 费孝通(1910.11.2——2005.4.24)

费孝通

享年95岁。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著作有《生育制度》、《乡土中国》及译文《文化论》、《人文类型》、《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等。

   由于受到持续的批判,“价值中立”的影响在国外受到不小的削弱,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事实上,近20年来,从事社会科学理论或哲学研究的学者,很少会再认同实证论的观点了。社会研究必然会有价值介入这个论点几乎成为他们的共识。”[x] 中国社会学在“价值中立“问题上的成熟度的提高,总的来说,与国际社会学界的趋势是一致的。

正因为社会科学的普遍性受到制度和文化的制约,西方社会科学在其他国家频频“失灵”。如果不能坚定文化自信,忽视本土的经验和智慧,把西方社会科学视为普遍适用的科学,就会跌入西方社会科学抽象的“普遍性”的思想陷阱,套用西方社会科学于中国实践。在国家战略层面,任何直接移植、套用其他国家社会科学的行为都会产生灾难性后果。中国革命时期教条主义者机械套用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导致惨重教训,苏联解体前政治改革移植西方政治制度,俄罗斯套用新自由主义的休克疗法,这些都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

6 李景汉(1895.1.12—1986.9.28)

李景汉

享年92岁,中国著名社会学家、社会调查专家。李景汉为中国社会调查研究和社会学教学工作做出了贡献,他是近代中国社会调查的典范实践者。

李景汉一生做了大量的社会调查,运用普查法、个案法、抽样法等对中国的都市与乡村进行广泛和深入的调查。主要著作有《北京人力车夫现状的调查》(1925)、《北京无产阶级的调查》(1926)、《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1929)、《实地调查方法》(1933)、《定县社会概况调查》(1933)、《北京郊区乡村家庭生活调查札记》(1981)等。

   2,社会学与意识形态性

总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根据国情,根据自己面临的问题和具体条件,探索自己的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发展历程中的中国经验为中国社会科学积累了丰富的材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新时代对中国社会科学提出了新的使命。中国学者要坚定文化自信,走出西方社会科学中的思想“陷阱”,立足于中国发展的实际需要,归纳中国经验,批判吸收西方社会科学中的养料,构建中国特色社会科学。

7 吴泽霖(1898-1990)

吴泽霖

享年92岁,中国社会学家、民族学家、人类学家。主要著作有:《社会约制》(1930)、《现代种族》(1932)、《社会学及社会问题》(1935)、《世界人口问题》(1937)、《炉山黑苗的生活》(1940)等。吴泽霖将社会学与民族学、人类学等学科联系起来,对社会现象作了跨学科的研究。

   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消极后果是,人们由于厌恶那时的过度政治化和极端意识形态化,而导致较为普遍地对一切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厌烦和远离。西方社会学的“价值中立”正好给了这种较为普遍的情绪以学理的支撑。这是“价值中立”1980年代在中国社会学界以及其他学界盛行的社会原因。

8 林耀华(1910-2000)

林耀华

享年90岁。中国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主要著作有《金翼》(英文版,1947)、《凉山彝家》(1947)、《从猿到人的研究》(1951)、《原始社会史》(主编,1984)、《民族学研究》(1985)、《民族学通论》(1990)等。他的论著已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上发行,他本人已被收入《世界名人传》和《当代成功的国际名人传》之中。在学术上,他偏重于原始社会、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形态与结构的民族学、社会学研究。

   其结果是人们“有学理根据”地把社会学与政治、与意识形态分离开来,甚至对立起来,形成了这样一种影响广泛的“惯性思维定势”:似乎一涉及政治、一涉及意识形态,就不再是社会学,不再是学术。所以,“这不过是政治”,“这不过是意识形态”,成为杀伤力很大的话语,用来否定不合自己口味的观点和理论,用来认同符合自己口味的东西,甚至用来判定谁是真正的社会学家,用来造成一种排他性的不正常学术氛围,名之为“社会认可”。这种惯性思维定势、这种充满贬义的话语,至今还影响着一些教师和青年学子。

9 孙本文 (1892-1979)

孙本文

享年87岁。他的主要研究领域为系统社会学理论体系,文化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孙本文既是中国社会学奠基人之一,也是系统介绍西方社会学到中国的主要学者,深受心理学派和文化学派的影响,他侧重于社会文化因素与心理因素的研究,着力阐释文化与态度的交互作用,运用文化与态度二因素(积极活动的要素)剖析社会现象,说明社会问题。

   但是,事实一再表明,主张价值中立的的人,价值性往往是非常强的,字里行间时时露出他自己坚决反对和深恶痛绝所谓种种价值,给我们提供了提倡价值中立的人价值并不中立、甚至很不中立的例子。

10 言心哲 (1898-1984)

言心哲

享年86岁。中国社会学家。作品有《社会调查大纲》《农村社会学概论》等。

言心哲认为,社会事业(社会工作)是社会学中的一个重要部门。他在向中国广泛介绍欧美各国社会事业概况的同时,详尽阐释了社会个案工作、社会团体工作、社区服务工作,以及社会事业人才的训练等问题。他还致力于农村问题的研究,所撰《农村社会学概论》阐明了农村社会学在中国的重要性及其应用等问题。

   为什么这样?道理并不复杂。这是因为,一个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人,不可能摆脱一切价值、一切政治,一切意识形态。因此,结果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在选择、奉行符合自己胃口的价值、政治、意识形态。这里选择是一种价值,不选择也是一种价值。声称没有价值似乎显得很“清高”,很有“良心”,实际上,清高就是一种价值,良心同样是一种价值。所以主张摆脱一切价值、一切政治,一切意识形态的人,一定要在逻辑上、在实践上陷入悖论或自相矛盾。逻辑上的矛盾是主张摆脱一切价值,却选择某种价值,结论与前提矛盾;实践上的矛盾是主张价值中立,实际价值并不中立,言行矛盾。

11 吴文藻(1901—1985)

吴文藻

享年84岁,江苏江阴人。于1953年起在中央民族学院任教,兼任中国民族学学会顾问、中国社会学学会顾问、中国人类学学会顾问及中国世界民族学学会顾问等职。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委员,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常务委员。1981年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法学评议组成员。曾任《社会学丛刊》、《社会学界》主编。

“社会学了没”——社会有学问,让社会学走进生活,传播社会常识,有趣、专业、接地气的大社会兴趣社区。

   吉登斯2007年底中国广州讲学之行,应该给那些认为社会学能够摆脱价值、摆脱政治、摆脱意识形态的人一些启发。据网上报道,吉登斯自称经历过学术上的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只想语出惊人、在学界出头”,此后,他开始意识到写别人看不懂的书“不靠谱”,社会学家“不该只呆在大学这个象牙塔里埋头苦干”,更重要的是要走出象牙塔,用理论去启发大众。因此在过去的15年间,吉登斯开始介入政治,他建议中国的社会学家也应该走到“广阔的天地”中去,将理论付诸实践中,否则,经不起实践考验的理论,也不可能有多大的说服力。“社会学家不仅需要理解世界,更需要改变世界。”[xi] 难道能说由于吉登斯介入政治——在我看来应该说是深度地介入政治,他就不是、不再是社会学家了吗?

   在社会主义低潮的背景下,摆脱一切价值、一切政治,一切意识形态,其实际结果往往是摆脱社会主义价值、社会主义政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往往是西方价值、西方政治、西方意识形态的乘虚而入。所谓的“非价值化”、“非政治化”、“非意识形态化”,正是西方推行他们那一套价值、政治、意识形态的遮眼布和挡箭牌,他们要“非”的是社会主义价值、政治、意识形态,让你的社会陷入根本目标的失范,价值观的失范,意识形态的失范,抽掉你社会的精神支柱,让你的社会成为一个没有脊梁骨的社会。他们这一套在前苏联、东欧得手过,但是在中国不那么容易。在这里我们也可以体会到,十七大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深远意义。

   中国社会学以“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为自己的深层理念,继承先辈服务现实、服务社会的优良传统,表明它不可能成为“价值中立”的社会学。中国社会学要研究、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谐社区的建设,要研究改善民生的社会政策,表明它不可能脱离社会主义政治。中国社会学要研究探索把社会公平正义落实到社会制度和社区制度的方方面面,表明它不可能脱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现在该是结束那种认为社会学能够摆脱价值、摆脱政治、摆脱意识形态的幼稚病的时候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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