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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尔纳Miller,世界二战后的雅斯Bell斯

2019-05-20 19:44 来源:未知

   自从古希腊时代,“世界公民”和“普世主义”(cosmopolitanism)就联系在一起。在斯多各学派那里,“世界城邦”(cosmoplis)和“世界公民”(cosmopolites)是同一个意思。十八世纪欧洲启蒙运动时期,康德区分了国际社会权利和普世权利。国际社会权利涉及的是国家与国家的关系,而普世权利涉及的则是个人与国家的共存,其中个人被视为“人类普世国(jus cosmopoliticum)的公民”。〔注4〕“普世公民”和“普遍权利”联系在一起,公民最基本的权利是与任何他人平等的权利,也就是作为全人类的尊严个体成员的权利。

  

在那个时代,古希腊、以色列、中国和印度的古代文化都发生了“终极关怀的觉醒”。换句话说,这几个地方的人们开始用理智的方法、道德的方式来面对这个世界,同时也产生了宗教。它们是对原始文化的超越和突破。而超越和突破的不同类型决定了今天西方、印度、中国、伊斯兰不同的文化形态。

  

  徐: 你在《另一个国度:德国知识分子、两德统一及民族认同》中说到, 首先正式提出“宪法爱国主义”这一说法的是德国思想家施特恩贝格尔,他援引了亚里士多德主义、阿伦特的共和主义,以及“公民举止”或“公民性”(Burgerlichkeit),提出,最迟到18世纪末,所有的爱国主义都是“宪法爱国主义”,也就是对法律(宪法)和共同自由的热爱。宪法爱国主义的意义应该不只限于德国吧?

伟大继承者的美学和哲学

  

  

伽达默尔最著名的一句话是——真正的经验就是这样一种使人类认识到自身有限性的经验。

  雅斯贝尔斯在1946年反思纳粹罪恶的《德国罪过问题》中谈到了有关人类共同存在意识的罪感,称之为“形而上罪感。”他写道,“在作为人类的人与人之间存在着一种团结,它使每个人对这世界上的任何一桩错误和非正义之事都负有一份责任,尤其是对发生在他面前或他所知晓的罪行负有一份责任。如果我不能尽我所能阻止这些罪行,那么我也负有罪感。如果他人被谋杀时,我在场却不能全力相助,那么我负有的就是一种在法律、政治和道德罪过之外的(形而上罪过)。如果在这样的事情发生后,我还活着,那么我就会沉重地感受到自己洗刷不掉的罪感。作为人类,除非我们运气好,永远不碰到这种情形,我们迟早有一天会碰到抉择时刻:要么在没有胜利希望,也就是说没有目的意义的情况下舍生相助,要么就因为胜利无望而选择苟活。” 〔注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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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 德国传统的民族主义是否还在影响普通德国人对美国式自由民主政治的批评态度?我想知道你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因为在中国有人想借用象施米特那样对自由民主的批判来证明,自由民主在美、英世界之外并不受欢迎,也并不适用。

何为轴心时代?

  

  魏玛民主的软弱,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当时德国政治文化中有许多非常违背自由(deeply illiberal)的因素、战败后的德国深深感到凡尔赛条约的耻辱,经济恶化在1920年代到了令人不能忍受的程度。除了这些客观原因,二战后人们还从体制建设和宪法条文来总结魏玛时期的政治教训。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如果民主要捍卫自己,就必须限制极端主义的党派或彻底禁止这些党派。纳粹和希特勒就是利用了魏玛的民主体制才获得政权的。德国人至今将此视为重要的政治教训。这几年由于恐怖主义利用民主制度攻击民主社会,民主的自我捍卫,又称“战斗型民主”(militant democracy)受到了更为广泛的关注。值得一提的是,出现战斗型民主概念也与冷战有关,当然,冷战时针对的是公开的党派,不是恐怖组织那样的秘密团体。

伽达默尔,德国当代哲学家、美学家,现代哲学解释学和解释学美学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之一。主要著作《真理与方法》、《柏拉图与诗人》、《短论集》三卷、《我是谁、你是谁》等。伽达默尔与其师海德格尔共同将传统解释学放到现象学本体论基础上研究,他的出发点是反对古典解释学的客观主义。

  在极权统治下,包纳所有人类的“团结”只能是一种奢侈而遥远的梦想。雅斯贝尔斯知道,在一方遭遇不幸时,有关双方“要么一起活,要么就索性都不活”的休戚与共,只能发生在“最亲密的人类关系中”,根本“无法扩大到所有的人类,所有的同一国公民,甚至更小的人群。”雅斯贝尔斯说,“为此我们所有的人都应该在上帝面前感觉到自己的一份罪感。” 〔注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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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纳粹统治下,雅斯贝尔斯只能在他和妻子格特露德(Gertrud Jaspers)的关系中坚守一种最低程度的人际共存。哪怕只有两个人,他至少也要在这个关系中坚守由承诺和信任缔结的人际团结和忠诚。极权统治通过否定和破坏一切人与人之间的忠诚关系,将人陷入彻底的孤独。彻底孤独的人才愿意无条件地向统治权力奉献他的全部的、绝对的忠诚和顺从。在极权统治下,朋友、同事、熟人,甚至夫妻、父母和子女之间的相互背叛和出卖,从根本上瓦解了人们共同存在意识的根基。在这种情况下,雅斯贝尔斯坚持一种不同的活法,以“一个人”与“另一个人”,而不是“一种人”与“另一种人”的关系来分担妻子的不幸遭遇,也就有了一种隐秘的反抗意义。

  

创立了哲学解释学的哲人——伽达默尔!

  1933年雅斯贝尔斯曾想移民,但没有成功。于是雅斯贝尔斯便尽量想利用自己名教授的地位来保护格特露德。雅斯贝尔斯和格特露德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只和极少数信得过的友人保持来往,〔注17〕以阅读莎士比亚和《圣经》打发时光。和许多其他的德国人一样,雅斯贝尔斯也必须在韬晦中求生。1933年6月,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在发表《新帝国的大学》演讲之前,应邀访问了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兴致勃勃地谈到要争取学生支持对高教纳粹化的改革。格特露德不喜欢海德格尔,但雅斯贝尔斯却仍然信任他。雅斯贝尔斯对海德格尔教改计划的看法记录在他的《如何振兴大学:几点想法》中。这份文稿是雅斯贝尔斯于1933年7月与一些海德堡大学同事非正式讨论后写成的,一直到他去世以后才公开发表。

  

伽达默尔出生于德国马尔堡,他的父亲是一个研究化学的大学教授,从小就有意识地培养伽达默尔对自然科学的兴趣,但伽达默尔对人文学科的兴趣却与日俱增。中学时期他就读于弗罗茨瓦夫的一所中学,19岁时全家回到他的出生地、新康德主义的中心:马尔堡。他在这里师从那托普学习哲学,1922年,以《论柏拉图对话中欲望的本质》一文获得博士学位。

  在纳粹统治时期,雅斯贝尔斯被作为“犹太人家属”划入“异类”。随着纳粹排犹屠犹越来越野蛮酷烈,雅斯贝尔斯夫妇越来越直接生活在死亡的黑暗恐惧之中。纳粹统治将共同体的人割裂成敌我对立、你死我活、不能共存的人群。那些“坏身份”的人(犹太人、犹太人的配偶,等等)被非人化并成为被消灭的对象。所有的人,无论身份好坏、优劣,都必须以纳粹极权强加于他们的身份去生活和对待别人。外加的身份取消了所有人最基本的“人”的身份意义。纳粹极权和一切其它极权统治一样,不允许任何人有丝毫想象人类共同存在的可能。极权统治要彻底地否定和践踏的是人类一体理念的正当性。它宣扬和实行的就是人对人的残忍,人对人的迫害和人对人的屠杀。

  但是,正如我在《两个德国》中所讨论的,德国知识分子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坚持认为,民主公民必须诚实地面对历史,他们自己就是这么做的。诚实地对待历史,在德国已经深入人心,并成为德国政治文化官方立场的一部分。由于民间和官方能够一致诚实对待历史,时间越久,集体记忆也就越得到加强。

雅斯贝尔斯把哲学的任务规定为描述人存在的意义,认为人的存在有四种形式,即“此在”、一般意识或意识本身、精神、生存。

  普世主义包含着人之所以为人,人之所以因为自己是人类一员而觉得自尊的价值观理由。当雅斯贝尔斯说要用世界公民的眼光做哲学的时候,他要倡导的正是这样的普遍人类价值。在康德那里,普世主义代表的基本价值最根本的一条就是,把每个人都看成自我完足的主体,都当成存在的目的,而不是任何他人实现利己目的的手段。现代意义上的普世主义强调,人与人之间的普遍共性超越国家疆界,联合全人类的不仅是他们的共同利益,而且更是他们可以不断自我完善的共同人性。“人”这个身份高于任何外加于人的局部种族、民族、政治和社会身份。“人”应该成为每个人思想和行为的出发点。 人类由于存在意义上的共同在世,由于无论是善是恶都拥有共同人性而同荣同辱。怀着这样一种共体意识思想、行动和存在的个人也就成为哲学意义上的“世界公民”。世界公民就是作为人类一员的人性公民。“世界”不是一个地域概念,而是一个共同人类的概念。以“人”的视角看世界,任何国家中发生的人性灾难都是对全人类的侵范和损害。任何人都没有理由以“内政”为借口,拒绝外界的指责或对之袖手旁观。反思和战胜一个国家中发生的人性灾难,不仅有助于这个国家的人民劫后重生,而且更有助于整个人类不断共同提高普遍的人性。在经历了纳粹极权的人性灾难之后,雅斯贝尔斯先是针对德国问题的《德国罪过问题》(1946)和《大学的理念》(1946),与后来针对世界和平问题的《原子弹和人类的未来》(1958)这三部著作具有内在一致的普世主义关怀,都成为他以世界公民身份对人类世界作出的思想贡献。〔注5〕

  米: 1960年代初,不只是1968年,德国人,尤其是德国青年人就已经开始对纳粹和极权国家进行更为批判性的思考。对犹太人大屠杀的深入认识也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此后,德国人对犹太大屠杀的极端反道德性有了新的认识,不可能再把它简单地当作二战中的一个事件。能够有这样的发展,在时间上拉开了距离是一个原因。德国在政治和经济上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促进了这一改变。

伽达默尔详细分析了审美理解的完成过程,总结出审美理解的鲜明历史性的特点,通过“对意义的预期”手段,他解决了解释学循环问题。“解释学循环”主要包括整体与部分的循环、历史的循环和本文的循环,是矛盾对立双方在审美理解中的反映。

  对雅斯贝尔斯来说,生活在他自己那个特定的纳粹世界有其非常现实的一面。历史学家克肖(Ian Kershaw)曾说,在希特勒时代,纳粹统治下成千上万德国人的行为不能笼而统之地去理解,善和恶不可能有明确的黑白对比,人们生活在不同色泽的灰色地带中。〔注13〕和所有的德国人一样,雅斯贝尔斯也生活在这样一个灰色的道德世界中。这是一个和理想普世人类世界完全不同的现实世界。生活在这个现实世界,雅斯贝尔斯对许多事情不可能一下子弄清真相,也不可能没有妥协。但是,正如科克布莱特 (Suzanne Kirkbright)在《雅斯贝尔斯传记:真实中的航程》描述的,雅斯贝尔斯在日记中常常平静地记载一些与纳粹当局交涉或妥协的细节,“雅斯贝尔斯有尊严,但并非不屑于妥协。”〔注14〕雅斯贝尔斯在1942年9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就算无法避免事情发生,我也想做到至少在我们这边不给他们留下什么把柄。”〔注15〕科克布莱特认为,“雅斯贝尔斯知道,只要他经历磨难而不死,他就必须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但是,正如雅斯贝尔斯在日记中所说的,他宁愿自己有所行动,而不愿一直拖延。他不想总是等待,让纳粹当局要作什么决定就作什么决定。”〔注16〕

乐百家loo555,  米: 是的,我认为宪法爱国主义的概念超出了它的德国具体环境,应当成为我们思考一般多元文化社会中政治认同的重要概念。这个概念也为思考超越民族国家的政治认同指明了正确的方向。欧洲联盟就是一个例子,欧洲国家最近在欧洲宪法文件问题上没能达成协议,这并不表示关于宪法爱国主义的辩论已经结束,更不表示已经不再需要宪法爱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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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死亡恐惧下的人性底线

  徐: 中国文革后的一代年青人对文革鲜有记忆,而二战后的一代德国人却比经历过二战的那一代在记忆纳粹历史时更具批判性,这是为什么呢?在第一、第二代人渐渐死亡消失后,这一历史记忆将如何传承呢?

纳粹上台后,雅斯贝尔斯因妻子的犹太身份而受到当局的迫害,这位德国著名的哲学教授随即失去了工作,他的作品被禁止出版,他的妻子不想连累丈夫的学术前途而要求丈夫放弃自己,雅斯贝尔斯回答说:“我如果这样做的话,我的全部哲学没有任何意义。”这充分显示了雅斯贝尔斯的人格魅力和知行合一的做人操守。

  雅斯贝尔斯(K. Jaspers)是二十世纪德国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他在《哲学回忆》中给自己提出了两个任务,第一是厘清政治和道德的前提和条件,第二是从世界公民的视点来看待自己和政治思想的关系。雅斯贝尔斯还提出了非精英哲学的想法:“我的目标是做这样一种哲学,这种哲学是人就能理解,不是少数(思想)贵族的玄奥游戏。”〔注1〕这样的哲学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普通人可以由此影响政治家。哲学从道德和理性去影响政治家,是为了保证和平,不让他们把人们带向战争和残杀。普通人一起努力,才能保障世界和平,“要起有效的领导作用,靠的是真理,不能光靠哲学家国王或超人,真理只有在通过公共话语和思想争论才能显现出来。”〔注2〕雅斯贝尔斯强调,一国公民和世界公民并不矛盾,每个人都可以象阿伦特(Hannah Arendt)一样 -- “认同(一国的)宪法,”让她成为一国的公民; “保持内心的独立,”让她成为世界公民。〔注3〕

  徐: 对于任何有过极权政治经历的国家,雅斯贝尔斯提供的公共语言和分析概念都仍然有用。是不是还有另外一些德国思想家对此也有所论述呢?

雅斯贝尔斯的牛叉之处在于,他提出了一个很著名的命题——“轴心时代”。

  雅斯贝尔斯对自己的“犹太人家属”成份非常敏感。《几点想法》本来是想要交给海德格尔的。雅斯贝尔斯在一则附言中写道,“我知道自己凡事都应该叫我做,我才去做。我不是党员,又娶有犹太妻子,我是一个被容忍但不被信任的人。”〔注19〕据此看来,雅斯贝尔斯写《几点想法》原本也可能是一种“积极投入教改”的表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米: 很明显,纳粹公开反对启蒙思想关于所有人类在人性和尊严上平等的主张。纳粹主张的是种族等级论。但是,却不能因此就得出结论,说纳粹没有它自己的一套道德观。历史学家以前常说,纳粹是道德虚无主义,一切都只是为了权力,等等。但是后来的研究者,如孔芝(Claudia Koonz研究纳粹历史的美国历史学家),证明纳粹有自己的道德主张,如团结、牺牲,尽管这些道德价值只适用于同一种族群体的成员之间。纳粹其实是要用他们自己那一套价值和目标来取代现代的自由主义价值和目标,取消自由现代性(liberal modernity)。

40岁时,雅斯贝尔斯从心理学转投哲学,并且扩展到精神病学的工作。至此,成为了一名业内名气很大的哲学家,在德国与欧洲享有盛名。1948年雅斯贝尔斯来到瑞士的巴塞尔大学工作。他在哲学界中仍然表现突出,直到1969年与世长辞。

  早在1939年到1942年的日记中,雅斯贝尔斯就已经在思考罪感问题。他的妻子格特露德是犹太人,他们面临的正是一个在格特露德遭遇不幸时,他们两个“要么一起活,要么就都不活”的现实世界困境。在雅斯贝尔斯的日记里和格特露德给她兄弟的信里,他们都谈到了“活着”带给他们的困境思考,不只是在残酷的迫害环境中我如何求生,而且更是在别人死了以后,我活着如何面对我的罪感。雅斯贝尔斯和格特露德约定,一旦格特露德的生命遭遇危险,他们就一起自杀。格特露德在绝望时,觉得她应该牺牲自己,好让雅斯贝尔斯活下去,继续他的哲学写作。雅斯贝尔斯在1942年5月2日的日记中写道,如果他在这个时刻背弃对妻子的责任和她的信任,他的哲学“也就毫无意义。”“在某些时刻,要么就是绝对地信任,要么就是根本没有信任。”〔注12〕在这样的时刻,信任如同自由,是不能以“程度”来区分有无的,信任和自由一样是无条件的,有疑惑的信任就已经根本不再是信任。雅斯贝尔斯后来在《德国罪过问题》中,正是把这种“无条件”的人际信任用作衡量人类团结的根本尺度。

  徐: 1930年代初,在保守的民族主义者协助下,魏玛共和转变为一个威权的总统制政权,纳粹在1933年崛起,当时德国知识分子之间有哪些分歧呢?对时局的发展和变化,知识分子和一般民众的反应有什么相同和不同的地方呢?

他在1949年出版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说,公元前800至公元前200年之间,尤其是公元前600至前300年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轴心时代”发生的地区大概是在北纬30度上下,就是北纬25度至35度区间。这段时期是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在轴心时代里,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古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有孔子、老子……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也一直影响着人类的生活。而且更重要的是,虽然中国、印度、中东和希腊之间有千山万水的阻隔,但它们在轴心时代的文化却有很多相通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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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达默尔将美学看作哲学解释学的一部分,认为艺术揭示我们的存在,艺术和美是一种基本的存在方式;艺术经验超越自然科学方法,又接近于哲学经验和历史经验,因而成为解释学的出发点,同时,每一件艺术品都应被理解,理解是全部世界的本体论存在;审美经验和艺术经验的理解特征,表明了某种解释学现象。总之,伽达默尔将审美经验抬高到了哲学的高度,美学成为解释学的一个有机部分。

徐贲 (进入专栏)  

  

卡尔·雅斯贝尔斯,是德国哲学家,精神病学家,现代存在主义哲学主要代表之一。他出生于德国南部奥登堡,在1931年的《现代人》一书中,他提出了他的存在主义哲学。1932年发表了他的主要著作《哲学》三卷本,系统地阐述了他存在主义的基本思想。1933年纳粹执政后,他因其妻是犹太人而遭迫害,1937年,被纳粹政府解除大学教授职务。1942年朋友们想协助他逃往瑞士,德国政府开出条件留下其妻方放行,他拒绝接受,准备和妻子一起自杀。幸亏不久盟军击败纳粹(1945),他才重获自由。1948年他迁往瑞士,任巴塞尔大学哲学教授,并取得了瑞士国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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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欧洲国家自愿接受赞同和保护人权的国际机构和协定(如欧洲议会)的约束。这样的国家机构和协定不只是说说而已,而且还有一些实施贯彻的权力。人权在1970年代由于一些国家(主要是美国和法国)的推动而得到发展。人权推动者包括那些对阶级斗争论和其它左派意识形态感到失望的知识分子。

伽达默尔对于艺术本质的探讨是从本体论角度出发的,艺术作品的本质具有时间性、随机性,是该作品在特定环境下对特定审美主体生成的特定意义。他认为艺术是与人的存在和自我理解相结合的;艺术作为一种游戏,为我们敞亮了一个自由的天地;艺术的不断开放性使艺术与现实的关系问题更为突出,艺术高于现实而不脱离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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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 雅斯贝尔斯和许多其他德国知识分子经历过二战,也了解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对他们来说,人权从一开始就与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念有所冲突。今天,人们对犹太人大屠杀邪恶的感受比雅斯贝尔斯那一代人更强烈。二战以后,人们曾对联合国在世界范围内推动人权普遍寄予厚望,提出了各种关于世界政府或全球邦联律法(人权)的构想。冷战破灭了这些希望,但是,人权仍然取得了重要的进步。可以从这两点来看:第一,西欧国家都通过了公民权利法案,这些权利法案都受到宪法法院的有效保护。一次和二次大战间的那种不设限的议会政治在许多方面都被抛弃了。(按:也就是说,议会不得通过限制或废除公民权利的律法。坚持人权原则的宪法法院不允许“人民代表”通过议会的立法程序来限制人民的公民权利。)

1947年,伽达默尔受聘于法兰克福大学哲学系首席教授,1949年,受聘于海德堡大学,接替了雅斯贝尔斯的职位。直到1960年60岁时,出版了他最重要的作品《真理与方法》。之后的40年中,他出版了其他主要著作,与各种思潮的主要人物展开对话,进行诸多演讲和讨论,获得诸多荣誉。直到他去世为止,一直是海德堡大学的荣誉教授。

  雅斯贝尔斯什么时候开始关注人类的普世存在,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说法。一次大战以后,雅斯贝尔斯见证了欧洲世界霸权的终结,看到美国和苏俄的崛起,意识到一个新全球秩序的形成。〔注6〕阿伦特认为,雅斯贝尔斯在1919年的《世界景观心理》(Psychology of World Views)就已经展露了普世主义的思想。赛纳(Hans Saner)认为,雅斯贝尔斯在1916年第一次提出“世界哲学”(weltphilosophic)的说法中和未发表的尼采论稿中已经涉及了普世主义。彼尔费斯(Heiner Bielefeldth)则认为,雅斯贝尔斯在1933年前的哲学仍属于欧洲人道主义传统,尚不能称作为普世主义。〔注7〕这些分歧似乎都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1933年纳粹在德国上台成为雅斯贝尔斯生存世界和他思想的转折点。雅斯贝尔斯自己说,他认真思考普世历史是从1937年开始的。〔注8〕那一年他因为妻子格特露德是犹太人而失去了教职。战后他才知道,纳粹当局已经决定将他和他的妻子于1945年4月14日遣送到波兰的集中营。思考普世人类成为雅斯贝尔斯对纳粹亚里安优越论的生存反抗。普世主义是雅斯贝尔斯在一生中最后三十年思考的主要问题,改变了他的存在主义哲学。在这一段时期中,雅斯贝尔斯对理性也更加重视,更加强调。〔注9〕

  徐: 二战后德国发生了根本的政体变化,从政治极权转变为民主宪政,。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宪法爱国主义的概念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能否请你谈谈宪法爱国主义如何在政治上、文化上起到纠正民族主义的作用?宪法爱国主义又是如何重新表达共和主义和民主的呢?

1923年,他前往弗莱堡师从海德格尔这位他心目中的大师。他在弗莱堡只呆了几个月的时间,但对他一生造成了深远影响,以至于他后来一直承认自己是海德格尔的学生。从海德格尔那里,他学习了现象学的方法、存在论的思路,使他摆脱了早期新康德主义的影响。

  《几点想法》本身就是雅斯贝尔斯在他现实世界中既妥协又有所坚持的产物。它并不反对教改,只是建议删除“劳动服务”和“军训体育”课程,这和他在私下的想法有很大的落差。他在1933年8月23日给父母的信中写道,“如今大学有了新章程,按照‘元首制’原则,校长由部里委任,各院院长则由校长委任,不再有选举。如果教员没有变动,他们也只起咨询作用,不再经由他们表决通过(学校)决定。早先的‘学者共和’已经完了。”〔注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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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斯贝尔斯在二战后努力不懈思考极权罪恶和世界和平,赢得了“世界公民”的美誉。他用哲学阐述了一个以普世价值为依据的人类共同世界。但是,那并不是他所生活的现实世界。事实上,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开始,雅斯贝尔斯就一直生活在一个特别难以成为世界公民的时代。从1933年纳粹上台到1945年纳粹覆灭,他生活在一个以践踏人性、屠杀人类而恶名昭著的邪恶统治之下。在二十世纪的世界,不只是纳粹政权,而且是其它极权统治,都以割裂人的共体性为其特征,都把反对者甚至无辜者非人化并予以消灭作为维持它暴力专制的根本手段。即使在纳粹覆灭之后,雅斯贝尔斯在思考世界和平的时候,仍然非常重视现实世界中存在的极权统治,把它看成是世界冷战对立的一个原因,也把它看成是建立自由人类共同秩序的一大障碍。1969年,雅斯贝尔斯是带着这个不幸世界的重负离开人世的。

  米: 政治理论家施特恩贝格尔(Dolf Sternberger)在思想上与雅斯贝尔斯非常接近,他继续雅斯贝尔斯的反思,并且将这一反思与“宪法爱国主义”联系起来,宪法爱国主义持民主的反民族主义立场。我认为,哈贝玛斯关于公共领域中人的自由交际和辩论的思想,也是深受了雅斯贝尔斯的影响。哈贝玛斯和雅斯贝尔斯一样,对民族国家和国家主义权力的危害性一直很警觉。我认为,在德国有一个思考纳粹极权的传统,一直延续至今。

1929年,伽达默尔获得马尔堡大学的任教资格,30年代早期,他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演讲上。虽然在第三帝国时期,他在政治上并不活跃,但和海德格尔不同,他是坚决的反纳粹主义者。直到1937年,他才获得他申请了10年之久的哲学教授头衔,1939年,他在莱比锡获得了一个大学教授的职位,1945年,任哲学系主任,之后还担任了两年大学校长职务。在这些年里,因为政务繁忙,大多数时间只能用于诗歌和短论的写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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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 民族国家主义及其专制政权与普世道德之间的关系又有哪些具体冲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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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誉为时代精神浓缩的哲学家和思想家——雅斯贝尔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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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强调只有生存才是人的真正存在的形式,而唯一能达到生存的途径是显示生存,即发现人的各种可能性。他承认个人的生存和自由受到限制,但又认为通过“超越存在”的追求可达到无限和完满,并指出要想达到超越存在,只有借助非理性的内心体验以及信仰。这就使他的存在主义直接通向了宗教信仰主义和唯灵主义。

  徐: 你也许了解,在中国现在有一些关于普世道德的讨论,其中的一个议题就是民族国家主权和人权的关系。雅斯贝尔斯积极主张普世道德、普世价值和“世界公民”,这与他在纳粹极权时代的经历有些什么关系呢?

那些没有实现超越突破的古文明,如巴比伦文化、埃及文化,虽规模宏大,但都难以摆脱灭绝的命运,成为文化的化石。而这些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文化一直延续到今天。每当人类社会面临危机或新的飞跃的时候,我们总是回过头去,看看轴心时代的先哲们是怎么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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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哲人的个人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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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维尔纳•米勒   徐贲 (进入专栏)  

  更重要的是,纳粹以自己的方式把他们那一套价值当成普世价值。这并不是说,他们要拿另一套价值与全人类成员平等地分享,而是说,他们和19世纪传统的民族主义者不同。纳粹追求的是一种更具世界性的目标,要超越传统的德国民族概念,尽量在全世界范围内为他们的政治和道德制度拓展疆域。当然可以说,这是一种帝国主义。但这是一种特殊的帝国主义。它把帝国本身变作一个巨大的种族化民族国家,用它来消灭其它民族、奴役其它民族。这与19世纪英、法帝国主义是不同的。哲学家亚历山大•科耶夫在二战时第一个提出纳粹帝国的这一特点,后来的历史学家,如马佐尔(Mark Mazower,英国历史学家)的实证研究证明了科耶夫是正确的。

  (这是我于2008年7月对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教授杨-维尔纳•米勒就中国翻译出版他的两本书:《危险的心灵:施米特和战后欧洲思想》(上海,新星出版社,2006年)和《另一个国度:德国知识分子、两德统一及民族认同》(上海,新星出版社,2008年),以及我本人在新书《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吉林出版集团,2008年)中感兴趣的一些问题进行的一次书面访谈。 ——徐贲)

  米: 不只是在德国,甚至不只是在欧洲,“魏玛”一词至今仍然催动着我们的政治想象。“魏玛”代表着民主宰20世纪找遭受的一场最令人惊讶的失败,民主的这场失败带来了空前的灾难性后果。要说清楚魏玛的教训究竟是什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魏玛的失败并不是由某种制度原因所注定的,如强势总统或一般性的政治制度架构。魏玛的宪法是高度民主的,也很进步,但是正如Franz Neumann(魏玛时期的著名律士)在当时就指出的那样,魏玛宪法也许更象是一个条约或停战协定。当时德国的不同政治团体之间存在着敌对的关系,宪法起到的是在它们之间调停的作用。真正的民主制度需要具有内部的同质性,宪法的作用是在民主的朋友们之间,为全社会的政治游戏和政治目标规定一套充分一贯的游戏规则。(按:施米特政治哲学提出的政治同质性和政治的根本在于分清朋友和敌人,放到这个历史背景中去理解,便对我们今天思考民主宪政仍有意义)。

  

   当然,我们无法预估将来的发展,我自己的感觉是,1980年代和1990年代,都曾是德国集体记忆的高潮期,因为德国必须面对一些与记忆有关的重大问题,如官方对历史的立场中应当如何反映社会共识、应当修建和不应当修建什么样的公共纪念建筑、德国的历史应当与它在现今世界中的新角色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等等。我不认为这种对历史的批判性思考会被逆转,我也不认为将来一代代的年青人会彻底脱离这种主流记忆文化。这种记忆文化是健康的。德国人当然不需要对世界其它国家指手划脚,告诉他们如何诚实面对自己的历史。但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米: 魏玛是政治和社会思潮的巨大实验室,包括一些非常奇怪的意识形态联盟,一些看起来是对立冲突思想的新组合(如“普鲁士社会主义”),社会在左、右两个极端间稀奇古怪地摇摆。1930年代初的威权政治吸引了许多左翼和右翼人士和知识分子,当时人们急切地想解决德国的民族自尊和经济问题,几乎没有人认为自由民主有办法解决这些问题,绝大多数人都把兴趣投入到威权主义的解决方案中去。有一些左翼知识分子反对建立保守的威权政体,但并不反对威权本身。许多右翼知识分子寄希望于强势国家的新模式,也有一些民主派知识分子想保存民主共和的政体,但他们的人数却越来越少。当时有一个现象我们不应当忘记,那就是学生群体几乎是一边倒地反对共和,倾向右翼。20世纪在整个欧洲发生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到了1960年代,政治上活跃的学生又转而一边倒向左翼。

  米: 宪法爱国主义的政治认同基础不是民族文化,而是自由民主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大部分会体现在宪法之中。但是,宪法爱国主义中的“宪法”指的决不只是纸上的宪法。宪法价值应当体现为宪政道德和更广义的宪政文化。因此,有成文宪法的国家可能并没有宪法爱国主义,而没有成文宪法的国家(如英国)则可能有宪法爱国主义。在德国, 施特恩贝格尔最早提出宪法爱国主义,得到响应。一个原因是,德国的民族历史遭到过纳粹的严重破坏,德国民族文化在相当程度上也遭到过纳粹破坏。另一个原因是,东、西两德处于分裂状态,不可能实现传统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认同。

  

  米: 雅斯贝尔斯并不是唯一尝试从哲学角度讨论德国罪过问题的,但确实没有人象他那么细致地区别不同的责任和罪过。雅斯贝尔斯为德国人思考历史和历史影响提供了一套公共语言和概念工具。而且,他还特别把清晰的道德立场与政治建议结合在一起。这首先表现在对民族国家的道德沦丧进行批判思考。他同时还非常清楚地表达了这样的看法,那就是,不存在德国“集体道德罪过”的问题。他认为,德国人帮助纳粹掌权,犯下的是“政治罪过”,德国人帮助形成新的极权政治文化,需要担负的是集体的“道德责任”。我认为雅斯贝尔斯是对的。

  米: 我并不认为传统的德国民族主义在德国还有多少残余,我也不认为有多少德国人对美、英自由民主抱否定的态度。其实,美、英自由民主差异很大,说“美英自由民主”未必合适。当然,在德国是有人反对美国的一些思想,如美、英式的经济新自由主义。但是,除了一些边缘派别和边缘知识分子,并没有谁会怀疑自由民主政治基本原则的正当性,如议会、受宪法保护神圣不可侵犯的人权、独立司法审查,等等。还有,中欧和英国在自由民主问题上的看法也已经越来越接近。

  徐: 你的书里谈到,1933年以前的魏玛共和时期,许多德国自由主义者对群众民主感到不安和焦虑,使得许多德国知识分子对民主议会政治充满了反感和不信任。能否请你谈一谈魏玛共和时期的政治特征?以今天的角度来看,魏玛民主有哪些问题需要我们去关注?

  徐: 二战以后,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发表了他的《德国罪过问题》,帮助德国社会反思在纳粹极权时代所犯下的不同性质的责任和罪过。还有哪些德国思想家也提出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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