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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化与华夏革命守旧,造反的密

2019-05-20 19:44 来源:未知

  基于在农村进行的大量田野工作,于建嵘能够对工人和农民进行富有启发意义的比较。很多接受他访谈的矿工的家庭仍留在农村(在湖南、湖北以及江西),他们自己也是走动于村庄和煤矿之间。尽管如此,他们仍然可以清楚地感知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在经济和社会地位上的悬殊差别——这种差别是在一个声称代表产业工人阶级利益的共产党领导下发展起来的。这种阶级差异给过去一代的中国工人提供了实实在在的利益。比如,安源工人不无沮丧地回忆说,在毛时代,他们想要在邻近的农村地区找一个理想的妻子是不费吹灰之力的。

  另一个是欧洲政府(不是美国)的做法我非常赞成,就是政府保障个人最起码的工资水平、福利、养老、医疗之类。我知道中国政府正试图实现比较有效的医疗改革,我非常赞成,这对中国将来的社会稳定是非常重要的。当然这非常昂贵,不可能一下子实现,而中国政府面临的情况又千头万绪,所以应该慢慢做。但另一方面中国政府越来越有钱,把钱花在这些地方很值得。

于建嵘(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美国政治学家、哈佛燕京学社社长、哈佛大学政府系亨利·罗佐夫斯基讲座教授)图片 1 这是于建嵘教授与裴宜理教授第三个公开发表的对谈。对谈的主题是红色文化与中国革命传统。访谈时间为2011年4月15日。与此次访谈对应的国内背景是,红色文化重新在很多地区以各种方式复苏,红歌嘹亮,红衣飘飘,一种整齐划一、社会运动式的文化激情正在点燃,隐隐带出早已淡出人们脑海的一个词汇——革命。而裴宜理教授前不久完成了一部新的著作:《安源──挖掘中国的革命传统》。书中提出的问题是如何解释早期共产党的传统以及它持久的生命力。其中的很多思考,正好与当下中国产生了关联。 一、利用中国革命的好传统 安源革命传统的最重要遗产,就是“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后来安源革命的传统被各式各样的人所用。 于建嵘:我想和你谈谈红色文化。红色文化在某些地区复兴,已有两年了,但最近一个阶段开始在更大的范围内流行。现在连监狱里面坐牢的人都要唱革命歌曲。我感到担忧。你是研究中国革命传统的,特别是你最新的著作,更集中于这一方面。在你看来,革命传统应该如何定义和理解?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革命传统为何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 裴宜理:我觉得革命传统是非常非常复杂的一个概念,它包括各式各样的彼此有矛盾的想法、因素和行为。美国也有自己的革命传统。为了表达一些对政府不满的想法,老百姓也用这个传统,比方现在有茶党会(Tea Party),意思是跟随由波士顿发起的“倾茶运动”的脉络,代表着美国真正的革命传统。奥巴马发言时,也提到美国革命传统。 官方与民众都知道有这么一个传统。但怎么分析它,则需要自己的立场。我研究安源煤矿的历史,首先要感谢于老师给我介绍这个题目。这个个案非常有意思。那时的革命者,尤其是李立三,很善于利用中国各式各样的文化资源来动员人民。中国文化资源非常丰富、复杂,但他们既懂得用精英文化,也懂得用民间的文化资源。 其中最主要的,是他提出的罢工口号,“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我觉得这是关键问题,强调人的尊严。他们能动员这么多工人,就是因为当时共产党真的尊重人的价值,认为这些人有上学的权利等。他们当然也利用传统农民起义和传统的秘密社会等各式各样的文化资源,当时有个理想目标,希望能够提高一般老百姓的地位。 所以,我认为安源革命传统的最重要遗产,就是“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后来安源革命的传统被各式各样的人所用,比如1950年代末1960年代初,首先是刘少奇使用各种文化形式和手段,来提高他的地位。他支持一些人写戏、编戏剧。当时江西的宣传部派了好几个人去安源调查,专门编一个关于安源大罢工的戏;也有知名油画家侯一民给他画“刘少奇与安源工人”的油画;还有学者在安源和南昌写了《红色安源》这本书。这些文化内容,都是要说刘少奇1920年代在安源的贡献。根本目的是要提高政治领袖的地位。 为了区分,我把解放前的这种文化动员,叫做Cultural Positioning——我自己发明的一个词——意思是用各式各样的文化资源来进行社会动员。你不一定有很好的地位,但知道文化的力量,懂得利用文化资源来动员。与此同时,我在书中用了另一个概念,叫“Cultural Patronage”,意思是自上而下动员,但是是为了支持国家力量。 这两种动员不同。我觉得刘少奇开始自上而下利用安源文化之后,安源革命传统的意义就被改变了。到“文革”时更是如此,后来各种人物通过各种方式利用安源历史,论述毛主席的历史地位。 因此,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传统和革命遗产是什么?它留下来给中国将来的是什么?很难说,因为所有人都可以利用这个文化资源。每一位政治家都有自己的想法。社会上也有不同想法。比如说安源工人和其他人对这个文化遗产,同样会有不同想法。我们无法用一个定义去确认什么是安源精神,或什么是中国革命传统。所以,大家应该争论,应该研究那段历史,以便用这个历史的资源来改善当代的情况。人们会慢慢发现这个资源对中国当代的政治改革或文化改革的帮助。 我写这本书,不是为了告诉人家安源革命传统是怎样的。这个革命,甚至“文化大革命”,它们已经发生过,都非常重要,喜欢不喜欢是另外的事。学者还是要从客观的立场来分析,首先到底发生了什么;然后,人家怎么看;再然后,我们如何看,觉得教训或成就是什么。我是希望大家能争论一下,对中国革命传统有什么想法。 我不要给中国革命什么评价,这个评价应该按照后代怎么利用这个资本来判断——你们利用得好,中国革命就变成很好的一个事,但利用不好,也可能非常可怕。因为,所有革命都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有暴力的一面也有理想的一面。 于建嵘:你说得很清楚。这两个概念很重要,“文化置换”描述的是搞革命时,革命者利用这个文化的目的是动员群众,因为他们没有政治权力,所以需要用各种文化动员让群众跟随,需要塑造权威。在这个阶段,革命者的核心口号——“从此要做人”,就是把你当成一个平等的人,提出你最基本的需求。但当他们得到认同、建立组织之后,又开始产生一种支配性的力量——这是另一个概念的内容——你必须跟我去打出来这个制度,要搞革命。这时它的支配力量不一样了。我认为,一种组织建起来后是不一样的,一旦进入它的组织体系之内你就要服从,那时的文化就不一样了。你刚才后面讲的一点也非常重要,后来的人怎么去利用革命传统。比如说,毛泽东的确是到过安源,刘少奇到过安源,这都得到了充分的关注。但李立三,因为解放初的际遇和打击,他得到的挖掘最少。 裴宜理:但我最佩服他,他一直是为工人说话的。 于建嵘:他一直坚持了他最基本的东西。我注意到一个问题,他最早时讲的是江湖义气这些,一旦形成了组织,建立共产主义制度后,文化支配性开始产生了——马克思主义占了支配地位。我认为你这次研究最核心的意义,可能就是当一个革命文化产生后,政治家们的运用和挖掘。你提出一个很重要的命题,对中国革命的理解要分阶段地研究,特别是对于革命文化的阶段性理解,它的目标也是阶段性的。这个思考很重要。 二、中国革命善用文化资源 从1920年代一直到1949年,中国政治家用很长时间来学习怎么以文化来动员人民。 裴宜理:另外,我觉得,在一般民众的脑子里,革命传统留下来的印象比较模糊。他们可能忘了革命原来的目标。我想现在大部分中国人都忘记了这个革命是来自苏联的一个革命。我上课时,一个中国学生说,中国的民族主义非常重要,因为中国人不会接受外来的政治影响,中国有自己的方式。我说不对。因为从十九世纪到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政治家,都是模仿国外的一些政治模式。 我们现在说这是中国政治,可是从比较政治的视野来看,中国政治系统和苏联没什么两样。刘少奇在安源就是要建立一个中国的小莫斯科,他是从苏联回来的,建立工人俱乐部时,他也说这个俱乐部很像莫斯科的大戏剧院。所以,他认为是把苏联最好的文化拿来在中国进行一个新的政权。 当然刘少奇和毛泽东非常复杂。他们的革命最成功之处——尽管我未必赞成——我认为就是大部分的中国人认为他们的政治和政治文化,是中国式的,或者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一个政治系统。尤其现在苏联、东欧那些共产党国家没有了,中国人就更加觉得自己的政治体制是中国的。 于建嵘:是不是在你看来,本来这种体制性的、最核心的东西是对外面的学习和模仿,从列宁主义政党建立到政治体制的目标追求都是从苏联学来的,但很多人越来越认为这就是中国本身产生的东西。这一点,即使是在改革开放30年后,随着我国经济建设取得的成就以及政治发展方面的一些进步,使人们越来越多地说起了“中国模式”。 裴宜理:是的。但有一个区别值得注意,我认为苏联的革命者没有中国的革命者那么能够利用文化资源。 于建嵘:利用传统文化? 裴宜理:也不只是传统,中国人也利用从苏联吸收和模仿的文化,从各式各样的来源吸收养分。比方说刘春华后来告诉西方的艺术学家,他创作“毛主席去安源”那个油画时,受到西方宗教性油画的影响,他当然是在用各式各样不同的文化资源,意大利的、苏联的、中国传统的精英文化、中国传统的民间文化。他们知道这个文化资源的力量。这一点,斯大林和列宁,比不上毛泽东和李立三等人。列宁和斯大林都经常说,俄国老百姓的文化没什么好东西,一直在否认俄国民间的东西。而且他们的革命很短,没有那种经验;中国的革命则持续很长时间,从1920年代一直到1949年,中国政治家用很长时间来学习怎么以文化来动员人民。我觉得,这也影响了革命者建立国家之后利用文化的方法。中国的领导人也好,一些部门也好,比较知道怎么利用文化资源来动员人家。但是,他们对这个事非常疑惑,有时候非常矛盾,比方说有时毛泽东批评孔子,有时说孔子的好话。但无论如何,他们一直重视文化的动员力。 三、最重要的是人的尊严 公民权利与政府权力界限不清、社会缺少规则、个人依附于体制不能独立,人民就会缺少安全感,从而丧失真正的尊严感。 于建嵘:有人提出,中国共产党合法性的一个主要来源是其在经济管理上的表现,尤其在西方的经济危机之后,这一特征更为明显;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裴宜理:政治合法性这个概念是从韦伯那里来的。韦伯的意思是,如果政府有合法性,即使它经济表现不好,人家还会支持它。所以韦伯说有三种不同的政治合法性,一种来自于传统,一种来自于魅力型的领袖,一种来自于理性化的官僚体制。 我认为,如果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是由于经济成就很好,这不太合理,不管什么国家或者政治体系,假如它有很高的经济成就,我们都会赞成它,这跟合法性无关。没有“经济合法性”这个词。但我认为中国的经济即使不好,人家还会支持它。 于建嵘:是不是有政治文化的原因? 裴宜理:是政治文化,但最核心是什么,很难定义。我觉得大部分中国人认为,中国共产党或中国革命是了不起的贡献。在十九世纪,中国很落后,国际地位非常低,中国革命做出了贡献,把尊严还给中国人民和这个国家,大家非常骄傲,认为革命有合法性,认为革命拯救了中国。 于建嵘:可能很多中国人都这么想。但“尊严”这个看似简单的词,具有多重内涵。在我看来,它是指人有理由自我尊重并获得他人尊重,人格不独立,则谈不上什么尊严。而人的独立,首先是经济独立、经济自由。按照马斯洛的生理、安全、社会、尊重和自我实现人类需求五层次理论,若一个人基本生活得不到保证,则不会把获得尊重作为行为动机,亦很难得到尊重。现代社会公民的基本生活,已不仅仅是衣食住行,更包括教育、医疗、养老等等。要满足这一点,虽然首先来自个人劳动,但也要取决于社会财富的再分配体制,离不开社会福利制度的保障。 但另一方面,必须承认,改善民生只是获得尊严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人”毕竟是一种灵性的“高级动物”,对精神生活有着自发的强烈要求。公民权利与政府权力界限不清、社会缺少规则,个人依附于体制不能独立,人民就会缺少安全感,从而丧失真正的尊严感。 裴宜理:假如中国经济不好,国际地位就下落的话,我想也许大家不会永远支持。但是,我觉得假如中国能够继续搞一些改革,慢慢提高国际地位的话,大部分的人也还会认为这个国家政治制度是有合法性的。 四、对革命传统的运用要小心翼翼 共产党革命让中国独立了,但同时革命还有一种含义,最初的理想是要给民众以民主和自由。 于建嵘:我认为你讲了两个问题,第一个是说早期的理想主义是对个体的民主和自由的追求。 裴宜理:也可以说是对群体的,但不是对国家的。 于建嵘:对,但也有民族主义夹杂其中。中国共产党早期的确是强调对民主和自由的追求,到了抗日战争后,又把民族主义放到一个很高的位置。所以,有个核心的内容,就是民族主义的理念。我非常同意你刚才的判断,更多的可能是老百姓的这种想法——他们会比较中国人原来是什么样,现在什么样,然后有一种骄傲。 问题在什么地方?重新运用革命传统时,如何平衡最初的理想主义状态和后来的民族主义。共产党革命让中国独立了,但同时革命还有一种含义,最初的理想是要给民众以民主和自由。所以,讲中国革命让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站起来了,另一方面,别忘了还希望追求民主和自由,包括工人的地位等。假如分开来论证,会带来问题,带来困境。 裴宜理: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假如1980年代否认毛主席,那也非常危险。我觉得这是很聪明的方法,如果要保护政治稳定的话。于建嵘:这就是道统。 裴宜理:但是,如果现在提出革命,我觉得对执政者非常危险。同时,民族主义也很危险。五四运动、五卅运动都是民族主义运动。这些运动,虽说是为了支持国家,但也有另外一些目的。假如国家只说民族主义好,也很危险。因为大家会说政府认为好的内容,比如“一定要解放台湾”,“要得到钓鱼岛”,而政府不服从这些诉求,大家就会批评说政府很软弱。 五、革命传统与规则形成 谁正在重新讲述、拼接、再造这个革命传统,怎么利用传统? 于建嵘:但现在中国的民主进程也遇到一些问题。民主就是对政治权力的制约,用选票或者其他方式形成对政治权力的制约、制衡。但这种制衡,可能也会给中国现行的政治运作方式带来很大挑战。所以现在我认为中国越来越处于两难。 而且,如果给革命赋予一种新的理念,比如现在大力鼓吹一种革命文化,这可能是非常危险的做法。政治家可能难以驾驭,最终带来对政治更大的破坏。所以我认为中国目前可以去反思或追究到底发生了什么。实际上中国的现实主义的选择,我认为法制,对一种规则、制度的追求,特别重要。但革命总是要找一些借口去打破这种法制和制度的形成。 对邓小平的理解你就感觉到了,一方面他要保留这种道统——不能批毛泽东了;另外一方面他想通过建立规则和体制,重新规范这个社会。但是现在这两个东西——革命道统和法制规则——恰恰可能有些矛盾。一方面是要建立一个规则体系,另一方面,革命则要破坏这个规则,双方的矛盾很大。 所以,我最近在想这个问题,谁正在重新讲述、拼接、再造这个革命传统,怎么利用传统。 裴宜理:假如执政者现在要利用革命文化的力量来支持自己的地位,大部分中国人能够接受吗? 于建嵘:现在我发现恰恰有些人还是能接受。 裴宜理:他们的想法是什么? 于建嵘:对革命传统的召唤,也透露出民众对当下生活的不满。我对安源工人做的访谈,他们大量说不满,不公平。在他们,特别是一些老人看来,毛泽东时代什么都是公平的。所以,这种社会心理可能是重回革命、重回理想的一个关键。当然,中国已经形成的利益结构,使这种革命的东西回来,面临巨大的障碍,因为革命是打破利益结构的。追求个人平等也好,追求所谓民族主义也好,都要打破规则的。另外一方面,追求民族主义需要垄断权力,追求平等需要权力的分散,这两个方面本身也是矛盾。 我的担忧也在这里,假如执政者不能意识到这种革命会带来什么,你去运用它,可能会带来风险。我担心整个社会重新回到打破规则,民粹主义抬头的年代。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这两个东西是共通的。而实际上,中国目前恰恰要形成规范和规则。“强者”不守规矩,正是社会的问题之一。一方面,社会缺少公平正义的环境,不能让守规则者得利,反而是不守规则者得利,民众对社会的失望,有可能带来对整个社会的反抗。另一方面,也会加剧官民冲突,这在上访、拆迁和征地中表现尤为突出。让人担忧之处也在此。 政府有责任提供规则并保证其成为社会普遍的行为规范。现代社会要求规则的公平、公正性,这需要有充分的民意表达,需要博弈,但现实中必须承认我们的政府一直对此处于主导的作用。因此,政府必须要制订合理的规则,并使其获得严格的执行。就当前的中国而言,公平公正规则的主要内容就是限制公权对私权的侵犯,限制强势集团对社会弱势民众的掠夺。要让他们坚守法律,在法律的范围内行动,用法律来解决社会纠纷,用法律来制定我们社会未来的蓝图。 所以,在我看来,你这本书说出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对革命传统的重新认识,我们不是定义它,而是要重新寻找这个变化的过程,形成一个清晰的认识。对执政者来说,利用这个文化时,则应对将来历史的责任有更多思考——利用得过了,可能会带来问题;利用得不对,利用的方向出了错误,也可能带来大的问题。

  本书既是中国工人阶级韧性的一部见证,也是对那些有足够好奇心和勇气,冒险走出舒适的学院办公室、深入到乡村严酷现实的几代中国知识分子献身精神的见证。我们只能崇敬毛泽东、李立三和刘少奇等年轻的共产主义组织者所具有的精明和充沛的精力。正是他们在20世纪20年代将安源工人动员起来。他们的英雄式的努力依然屹立在中国革命(更是世界革命)的编年史中。于建嵘绝对是一位学者而非政治活动家。然而,于建嵘在官僚主义的阻挠和个人困难面前毫不畏缩的坚持,不仅仅是对他在湖南师范大学的学生们的鼓舞,更是所有准备在农村中国进行田野工作的人的榜样。于建嵘曾数次访问安源。在那里,他忍受着许多其他城市知识分子所不能忍受的环境(甚至包括冒险爬下矿井以体验地层深处的生存)。他始终不渝地坚持去发现他的受访者的真实想法——而非把他自己的思想和理论强加于受访者。这些努力使他得以完成这部杰作。

  

  

  人物周刊:您说过中国的农村会逐渐萎缩。就您所见,农村问题根源在土地上?

  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

  人物周刊:小城镇是城市化过程中的重要节点。去年浙江、贵州的某些小镇发生过这样的事:带有金钱色彩的性关系发生在初中女生跟KTV老板或村官之间。农村在渐渐消失,城镇在不断生成,但长得似乎有点畸形。您对此有什么思考?

裴宜理 (进入专栏)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李宗陶 实习记者 沈从乐

  (阎小骏译)

  

  2005年7月于哈佛大学

  

  十分明显,今天工人们对知识分子的敬意仍然强烈。这从他们对于建嵘本人的欢迎和尊敬的态度中就可见一斑。尽管于建嵘反复提醒他的受访者他仅仅只是一名学者,所以并不能够代表矿工们去与政治当局打交道。然而,工人们依然把他受到的教育看作既是学术也是政治资源。人们会禁不住设想,未来的知识分子——如果他们不象于建嵘这样谨慎地在学术和政治中间划出一条清晰界线的话——有可能会像一个世纪前的毛和李那样,在不满的工人中发挥爆炸性的影响。如果国家希望避免这样的挑战的话,一个良好的建议无疑是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作为消解在政治上有不同主张的知识分子煽动者(更不用说秘密社会帮派分子的诱惑)潜在的吸引力的有效手段。于建嵘正确地强调了对有效的工会和法律机构的现实需要—它们可以起到疏导规范和调解仲裁工人们不满情绪的作用。在我看来,同样重要的还有高质量的基层教育。正如阿马特雅·森(Amartya Sen)和他的同事们以印度为例子揭示的那样,国家对农村教育的投入无论在农村发展还是稳定方面都同样有着巨大的回报。

进入 裴宜理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政治稳定   自由   中国改革   社会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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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建嵘对中国工人阶级状况进行的描述和研究堪与E·P·汤普森关于英国工人阶级的经典研究相媲美。像汤普森一样,于建嵘探讨了劳工的历史变迁,熟练地将工人的政治倾向与他们对自己过去经历的自我诠释联系起来。但是,汤普森的著作是一部劳工史(寻找19世纪英国阶级意识的源头和手工业者对工业化的反应),而于建嵘的这本著作同时还是一部人类学和政治学的著作。它用人类学家的参与式观察和政治学家对于理论意义和政策涵义的关注,补充了历史学家们对逝去时代遗痕的追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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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裴宜理:我觉得不管后来发生了什么,回到1920年代初,毛泽东、刘少奇、李立三这3个人在安源搞了一个很有贡献的工人运动,共产党领袖人物在安源实在是做了很多很好的事情。他们建立了7个工人学校,提高工人的文化水平,后来大约有5000个安源矿工参加了红军。早期他们没有武器,都是学者、知识分子领导,最有力的武器就是文化资本。那时成立了工人俱乐部,举办很多联欢会,工人们演戏,也自己写剧本。一方面这是在进行政治宣传,同时也让工人们了解了自己国家的文化传统。我觉得早期革命是充满理想的一个实验,显示了早期的共产党到底有什么样的目标,又是怎样做的。

  我们从矿工们对他们自身的态度和行为的叙述之中可以知道的事情之一就是他们对其子女的福祉异乎寻常的重视。是否参与集体行动的抉择,可以反映他们对参加这种行动会不会对他们孩子的前途产生影响的考量。社会科学中流行的冲突政治理论,深受西方对于个人理性选择的重视,而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家庭纽带和情感的重要性。然而,对于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成功而言,幸运的是毛泽东清晰地认识到家庭纽带在矿工生活中扮演的中心角色。正如于建嵘的记述所展现出的那样,毛泽东用以动员1922年罢工的战略的第一步就是派遣李立三前去为工人的子弟建立一所学校。通过到上学的孩子们的家里进行夜访,李得以取得工人的信任和支持——这些工人后来成为安源党组织,也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工人党支部的核心骨干力量。这种亲族关系纽带不只是农村生活的一种传统特征,它并没有象我们所断言的那样,很快会被与工业化相联系的个人主义所取代。如于建嵘的访谈所揭示的那样,今天安源的工人在决定是否参加争取退休金的抗议时,首先考量的仍是自己的选择对子女的影响。

  

  工人与知识分子的关系是本书的另一个重要主题。这当然是一个能够与安源的早期历史,实际上更是与整个中国革命,相互呼应的话题。没有来自象毛泽东、李立三、刘少奇等外部世界的知识份子的全心投入,1922年的安源罢工几乎肯定不会发生——更遑论获得那样辉煌的胜利。李立三能够书写传统文言文的能力替他赢得了萍乡县官员和地方精英的尊重,使他得以在这些人的许可下开办安源学校。正是通过教育(教育的渠道先是工人子弟学校,后是工人夜校),共产党逐步使矿工们相信中国共产党能够为他们提供比他们熟悉的且长期依靠其帮助的洪门所能提供的更多的东西。第一个帮助毛和李建立安源党支部的工人——铁路工人朱少连——本人就接受过几年学校教育,几乎半是工人半是知识分子。李立三由于穿着文人的长衫,以及他在到安源之前在法国勤工俭学的经历,使得工人对他尊敬得俨若神人。

  在蚌埠的一个宾馆,有天吃早点时,厨师给我做了很多炒鸡蛋,我吃得很高兴。一个星期后在蒙城,晚餐也有很多炒鸡蛋,但因为有许多别的,我就没有吃它。当时外国人是不可以跟中国人一起吃饭的,事后负责接待的人来问我,“为什么你没吃炒鸡蛋?”一个星期前我在蚌埠时,他们就派了人去调查我最喜欢吃的东西,然后请当地最好的厨师专门给我做炒鸡蛋。

  对于建嵘来说,安源矿工成为了一个国家的工人阶级苦难的象征(正如英格兰纺织工人对于汤普森一样)。然而,无论是阶级变迁的过程与结果在这两个例证中都是迥然不同的。在汤普森讲述的故事里,工业革命是工人阶级意识逐渐和有机发展的关键动力;然而在于建嵘的叙述里,这种意识乃是由外部知识分子向工人引入的,是政治革命而非经济革命的产物。英格兰工人挣扎着面对伴随着从手工业到工业生产的漫长转型而来的可以感受到的尊严和自主性的丧失。在此过程中,他们不情愿地形成了阶级意识。与此相反,中国无产阶级在短暂的共产主义革命过程中意气风发地主动接受了工人阶级的身份——这一革命许诺使他们成为社会的主人。今天,不难理解他们为何不愿放弃曾经十分优越的阶级身份——这些工人也正挣扎着适应伴随着从毛主义到改革的曲折转型而来的尊严与自主性的丧失。无论从历史还是比较的角度,中国工人今天所经历的一切都是没有先例的。这更说明了为什么于建嵘的著作做出了如此精彩纷呈而又至关重要的贡献。

  裴宜理:如果回到“革命”的本意,为改善大多数普通人的生活而让人民参与政治的话,(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工人和干部之间的关系构成了本项研究的另一个中心议题。于建嵘在研究过程中结识的许多干部都令人印象深刻。显然,他们深深地关心着煤矿工人并为他们的安危利益不倦地工作着。但既便如此,横亘在工人和干部之间的鸿沟却依然明确无误在工人的访谈中得以表达出来。最引人注目的是许多工人描述的毛时代的干部和今天的干部之间的反差。他们认为,今天,干部可以被定义为那些有能力搞腐败的人。此外,和毛时代安全的铁饭碗比较的话,今天的干部拥有决定谁保留工作谁应下岗的权力。一些工人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语言把毛之后的改革描述为一场“夺权”——其间干部们牺牲工人阶级而取得了控制权。他们坚持说,工人阶级的尊严已经因为依赖取得干部的庇护而大大削弱。这种依附关系与革命前工人对包工头的依附十分相近。同样,这种对毛主义的“黄金时代”的看法,即使对安源而言也不是全部准确的——而且可以肯定的是,它对于其他没有安源这样的“革命业绩”的企业而言更为不适用。安德鲁·沃尔德(Andrew Walder)关于毛时代工厂的权力关系的总体研究强调工人对于干部恩惠的高度依附。他将此命名为“共产主义新传统主义”。尽管如此,今天的一些工人把他们与国家关系的总体恶化归咎于毛之后的改革,肯定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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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于建嵘的研究是建立在娴熟掌握西方和中国学者的既有文献基础上的。但这绝非简单地把流行的学术路径加以应用。于建嵘并没有仅仅把抽象的概念和模式套用到他的研究对象上;相反,他让安源的工人们为他们自己说话。这种努力的结果就是对当代中国工人阶级主观世界的珍贵而振奋人心的第一手观察。

  裴宜理:人民很穷。在一个车站,有人送一位老太太,给她一个土鸡蛋,老太太不肯收,那人一定要给她,推让了很久,甚至吵起来。一个鸡蛋那么宝贵!

  (《中国工人阶级状况——安源实录》,于建嵘著 明镜出版社2006年出版)

  人物周刊:最近您跟于建嵘去下面调查,具体是哪儿?

进入专题: 工人阶级  

  

  然而,现在由于改革措施威胁到了产业无产阶级的铁饭碗,加之共产党对其代表对象的更广泛定义,曾经与农民相比较享有特权地位的工人阶级的优越性正在迅速消失。一些受访者更认为,现在实施的“承包”与过去的“包工头”并无区别。从传统上说,正是包工头们把村庄里的农民招收到煤矿成为临时工人的。考虑到1922年安源罢工正是由于滥用这种旧的包工制度而激发,这一指责是颇具鼓动性的。尽管干部们仍坚持传统的招工办法和现行的承包体制之间存在着客观差别,但在决定工人的反应方面,主观感受可能比客观事实更为重要。如果今天的工人再一次把他们自己看作等同于农民的社会群体,而非共产主义革命的特权受益人,这种认识的政治影响可能极为深远。事实上,工人和农民之间紧密的相互联系是20世纪20年代安源的重要特征,也非常有助于解释“红色安源”在中国共产主义革命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在那时,由于亦工亦农的安源矿工的机动性和缺乏工作的安全感,才促成了他们渴望跟随毛泽东去井冈山,并成为新生的红军的核心组成部分。

  无论是“我们要生存,我们要吃饭”,还是《We Shall Overcome》(一首宗教性歌曲,在西方民权运动中被传唱),无论法国大革命,还是美国今日最流行的“茶党运动”,政治学家裴宜理试图从中梳理出一条清晰的线索,破解人类“造反的密码”。

  在学术层面上,于建嵘的研究作出了为数不少的重要贡献。从实证的角度看,他提供了关于安源工人所处的不断变化着的外部环境的丰富历史记录——从1922年的大罢工到今天的退休工人的抗议活动。从分析的角度看,他解构了“工人阶级”这一概念,揭示了工人内部的分野——告诉我们这些工人在雇佣、工资、福利等方面的状况相当不同。而这差异也并非仅仅基于时间,也因工种的不同而参差不齐。

  我们在淮北的时候,不管去什么地方,都会有几百个当地人围观,可能之前他们实在没有看到过外国人。有一次去看地方戏,路上我们坐的车子被百多人包围,蔡老师吓了一跳,说你不能出去。我说应该出去,出去了就能跟他们说话,否则我们肯定会被挤死。终于进到了戏院。戏演了一半,又有好几个人闯进来,看我。

  这项研究清楚地揭示不能把工人理解为孤立的个人。决定他们政治倾向的关键因素在于他们与他人的关系。亲族关系只是工人身处其中的诸多社会关系中的一种。正如卡尔·马克思(Karl Marx)指出的那样,“阶级”这个概念本身就具有内在的关联性。人们只有在与其他社会集团的互动之中才发展出阶级的观念。于建嵘的书把我们的注意力吸引到三组这样的重要关系中来:工人和农民的关系,工人和干部的关系,以及工人与关注他们的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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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建嵘并没有把他的调查工作限制在劳动者的客观状况之内。与伟大的英国劳工史学家E·P·汤普森 (E. P. Thompson) 一样,于建嵘也对工人阶级生活的主观方面给以同等程度的重视。在他探讨的工人阶级心理的诸多引人入胜的侧面之中包括工人中广泛存在的对整个毛时代、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怀念之情。尽管工人们承认,在毛之后进行的改革之下,他们的生活水平在客观上得到改善;然而他们仍然怀想那些他们曾享有更高的政治地位和更大的社会尊重的年代。在安源这样拥有影响深远的革命历史的地方,诸如这样“向后看”的感触可能至少会比在中国的其他工业企业那里更为彰显。无论如何,正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安源成为了启程进行“新长征”的红卫兵们的朝圣之地,因此声名远播。今天,已经没有多少革命传统中的遗迹还依然保留;即使那些仍然存活着的,比如安源消费合作社,已经在工人们的眼里成为剥削而非福利性质的。工人们深深的失落感——且不论表面上增加的收入——凸显出客观的经济状况和主观的政治意识之间的裂痕。正如詹姆士·斯科特 (James Scott)和其他研究抗议和反抗运动的理论家们已着重指出的那样,社会不安源于愤怒和对社会不公正的感知,而不仅仅是客观的经济环境。因此,于建嵘在安源的工人之中发现的这种怀旧之情不仅仅在学术上是有趣的,它们同样具有政治和政策上的意义。

裴宜理 (进入专栏)   李宗陶   沈从乐  

  这是一本不同凡响的书。于建嵘博士这本关于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状况的新作既是深刻严谨的学术专著,又是引人入胜的游记;既有一针见血的报道,又有感同身受的诠释。数年来,于建嵘潜心研究安源工人,在搜集分析文献资料的同时,做了大量实地调查。另外,他本人成长于安源附近的湖南工人阶级家庭。因而,于建嵘既有浓厚的理论兴趣,又有真挚的感情投入,这罕见的组合造就出卓绝的学术研究。本书资料全面翔实,分析鞭辟入里,深入浅出,感人肺腑,不仅必将引起学术界和政治家的高度关注,对普通读者也一样具有强烈的吸引力。

  1951年,裴宜理一家搬到东京。父亲去大学教书,母亲很吃惊:“你被日本人关进监狱,吃过那么多苦。”父亲说,“那是战争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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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物周刊:1979年您到过安徽农村,说说那次经历吧。

  

  人物周刊:是不是觉得当时的人一方面比较谨慎,另一方面也比较实诚?

  裴宜理:我们去了好几个地方,主要是在江西省、湖南省——于老师是湖南人,便利些;而我现在主要的题目是安源煤矿。一起去了三四次,我单独去了一次。我们也在周围的农村调查,同时去了一些共产革命早年的根据地。我还打算看看长征开始的地方,今年底也许会去遵义和延安。

  

  现在他们没有什么独立的组织。像安源,1898年工人就有自己的组织,是秘密会社领导的,所谓洪帮、天地会。大部分工人参加洪帮,工头也是洪帮的成员,也愿意领导工人罢工,因为工头的收入是工人工资的提成,工人工资提高,他们的收入也可以提高。共产党来之前,安源已经有过不少工人运动。共产党来之后建立了工人俱乐部,这是工人自己的组织。1922年安源大罢工就是工人俱乐部领导的。宣布罢工之前,李立三跑到洪帮头子那里要他保证合作,至少不干涉,洪帮头子也答应了。之前毛泽东告诉过李立三,安源煤矿的情况非常复杂,秘密会社势力很大,必须得到他们的帮助才能跟工人建立关系。

  

  

  裴宜理天生对政治感兴趣,且有一种领袖气质。她在威廉·史密斯学院读本科时就读过《毛主席语录》,并在学生领袖学习班上盟发了学中文的念头。1979年她第一次回到中国,在南京大学历史系师从研究太平天国运动的茅家琪教授和研究秘密会社的蔡少卿教授。前不久她还专程去拜访了两位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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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7年我父母到日本旅游,听说了芦沟桥事变,到美国驻东京大使馆核实消息并询问:‘我们的家在上海,能不能安全回去?’大使馆的人不想担负额外的责任,没说实话。父亲于是买了两张船票。很快他就发现乘坐的那艘船不太对劲,吃水很深。他对船舶比较在行,跑到舱底去看,吓了一跳:全是荷枪实弹的日本军人!一到上海,这些军人就投入战斗,街上可以看到许多尸体。他们回到圣约翰大学,屋子里乱七八糟;他们结婚的那个教堂也被洗劫,结婚礼物之类不翼而飞。不久父亲就被日本人关进监狱。美、日政府交换在押人员时他才被释放回美国。祖母在纽约的港口接他时,已经认不出自己的儿子——他是那么瘦。”

  人物周刊:不是有全国总工会么?

  我赞成“革命”的本意

  一个鸡蛋和毛主席像

  裴宜理:总工会跟政府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没有独立的工会,也没有知识分子领导他们的活动。这是非常重要的因素。近20年来中国虽然到处都发生了各式各样的群体性事件,但几乎都缺少知识分子的领导——这对中国的政治稳定应该说是一个好事。

  现在情况不同,没有公开的秘密会社,工人也没有自己的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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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母在圣约翰教了20年书,对上海有很深的感情,但1949年两人不得不离开。许多年后裴宜理遇到上海社科院院长张仲礼,张先生说,他听过她父亲的课。

  裴宜理:是的。离开南京之前,我跟外办说在地方我要坐公共汽车了解当地人民的生活。谈了很长时间,他们答应了。从蒙城去涡阳时,他们安排了一辆小车,我拒绝了,因为说好可以坐公共汽车。我很快活地坐上了公共汽车,却发现那辆小车一直在后面跟着。后来他们跟我解释,淮北没有小车,那辆车是专门从淮南调来的,如果不跟着,等到了涡阳,没有公共交通的地方我就没车可坐了。

  

  人物周刊:您在安源煤矿历史中发现了什么?

  

  “父亲1959年去世,是被两个日本学生打死的。那天是感恩节,我们正吃饭,听见院子里狗叫,父亲就出去看。两个很年轻的日本学生,喝醉了酒,用空手道击打父亲的头——会空手道的人,他们的手就是武器,他们不该喝酒——几分钟后父亲就死了。那年我11岁。1962年母亲带我们回美国,在大哥就读的沃尔根大学安顿下来。但说实在的,1959年之前,我们在东京挺快乐的,我对日本也有相当深的感情。我父母后来葬在日本,我保有了他们在长野县的一栋房子,现在每年会回去看看。”

  

  裴宜理:很难说。我个人觉得应该慢慢地私有化。如果马上私有化,很多房地产公司会收买土地,而他们的买法不一定是最好的,农民不一定会得到最大的好处——对农民来说这是很危险的政策,他们失去土地就没什么其他的依靠了。

  人物周刊:中国这块土壤适不适合搞土地私有制呢?

  

  

  

  旱灾之后,政策放松了一点,试试看“包产到户”能不能提高一点生活水平,但在当时这不是公开的,农民们也没有跟我们说。一两年之后我又跟蔡老师去凤阳调查,农民才讲起1979年大包干的经过。

  人物周刊:这些年中国煤矿事故频发,您在安源调查时有没有问过工人安全这么不能得到保证,他们为什么还要下井?

  “我父母都是圣公会传教士,但父亲不是牧师,虽然祖父和外祖父都是。父亲是历史学家,1931年到上海,在圣约翰大学教书;母亲是文学家,刚到上海时在圣玛丽女子中学教书。他们是在上海认识的,1937年结婚,然后我母亲就转到圣约翰大学工作,住在中山公园后面、今天华东政法大学那一带,一栋很漂亮的西式平房里,当时有10个传教士家庭都住那儿。父母常常邀请中国学生来家里交谈,或给他们看《圣经》,但他们的主要工作是教书不是传教。那是一段非常快乐的时光。上海在30年代是非常开放和摩登的,父亲后来常常提起上海的夜生活和酒吧。”

  那一年,每个周末她都到上海搜集小刀会资料。1986-1987年,又在上海社科院访问了一年,看到1950年代社科院与上海市总工会合作的老工人访谈录等重要资料,写就她的名作《上海罢工》,这部著作获得了1993年美国历史学会最高奖费正清奖。

  

  裴宜理:我的博士论文是写农村的叛乱(《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写的时候我没有办法来中国(文革期间),所以我一到中国就申请去淮北。1979年凤阳县刚好遭遇了百年未遇的旱灾,政府不太希望一个外国人去参观,但最后同意了。南京大学的蔡少卿教授陪我一起去了凤阳、蒙城、涡阳,那是非常有意思的经验。

  

  

  她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国度之间比较群众运动的成因:人们为什么会以及怎样集合在一起,通过什么样的口号或歌谣表达诉求,与政府之间又形成怎样的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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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研究社会运动,本人参与运动的历史则可以追溯到8岁。她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国度之间比较群众运动的成因:人们为什么会以及怎样集合在一起,通过什么样的口号或歌谣表达诉求,与政府之间又形成怎样的张力。

  

  人物周刊:坐公共汽车时看到了什么?

  裴宜理说,学者治学往往跟志趣、经历密切相关。她研究社会运动,本人参与的历史则可以追溯到8岁。那一年,她在东京第一次参加游行;1968年,从纽约到华盛顿,她在抗议活动中险些被捕;最近的一次是在波士顿参加抗议美国进军伊拉克的示威活动,当时人们打出的标语是“Drop Bush Not Bombs”(丢弃布什,而非炸弹)。

  

  跟许多年逾古稀的同事相比,裴宜理在哈佛算得上年轻教授。她先后出任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燕京学社社长是毫无争议的事情,除了她怡人的性情,学术水平也有目共睹。她的中文是1960年代在台湾学的,从文言文起步;日文则有少年时代10年东京生活为基础,尽管采访中她谦称:“我的日文(水平)是小孩子的。”如果以出生地为准,那么裴教授是上海人。她出生那一年(1948),中国还在“旧社会”。

  人物周刊:听说您年轻时也积极参加群众运动,您喜欢“革命”这个词吗?

  在裴宜理的幻灯片资料里,不仅有1948年上海舞潮案的照片:舞女们聚集在“新仙林”舞厅门口,她们还砸了社会局办公室;有申新棉纺厂女工罢工被逮捕的留影;有1968年“文革”时期的人山人海,也有2007年重庆“史上最牛钉子户”、厦门“PX事件“,以及2008年上海反磁悬浮群众“散步”的影像。

  

  人物周刊:如果说当年鸡蛋的价值让您震惊,今天的农村有什么东西让您吃惊?

  裴宜理:是啊。那时淮北刚刚发生100年来最严重的旱灾,我看到几个小孩的肚子很大,因为他们吃了草或者其它东西,他们的头发是白色的。

  

  

  裴宜理坐在华东师大逸夫楼的大堂里,距离父母当年的住所不过一站路。

  裴宜理:这是很难避免的过程。19世纪美国从农业国家变成工业国家时也经历过类似的过程,欧洲也差不多。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教育,国家要负责保证每个农村、每个小镇都有很好的义务教育。

  

  裴宜理:是,尤其是农业税取消后。农业税还在实行时,农民负担重是矛盾冲突的重要来源,取消之后,土地问题就成了最重要最尖锐的问题。

  裴宜理:问过,而且于建嵘老师比我问得更多。现在的矿工大部分是从农村来的,下井比种田还是好一点,虽然这是非常危险的劳动,但收入比种田高一点。他们能种的田很少,不下井的话,家里没法生活。

  

  裴宜理:他们电视机的大小——比我在美国的大好多!很多农民装了电脑、音响,还可以在家里唱卡拉OK。另外,在湖南、江西很多农民家里,还挂着毛主席像。农民对毛泽东的感情是非常深的,他们的想法跟城市人有点不同,似乎更怀旧,觉得那个时代有各式各样的好处;他们经常说到毛泽东怎样帮助他们,毛泽东是多么好,也问“你们美国人对毛主席有什么想法”、“他是不是历史上一个伟大的领袖”之类。在上海很少有人这样说,这个现象很有趣。

  

  人物周刊:同时也为自己没吃掉那些炒鸡蛋感到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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